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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在晚清的官員中，郭嵩燾是思想先進的一位，是和傳統之愛國行為有些不同的一位愛國者。換句話講，他的思維方法，看待問題的視角，都與常人有異，是思想解放隊伍中的前驅之一。然而，他也遭到了其他愛國者不曾遭受的誤解：朝廷內外，皆有人把他視為「漢奸」。
「漢奸」，是殺傷力很強的一個詞，既有強烈的政治批判性，又具有濃烈的道德譴責功能。雖有官員之名，本質仍是文人的郭嵩燾，不過對中外時政發表一些看法，也得「漢奸」之名，則讓人氣悶。
郭嵩燾一八五三年初隨曾國藩辦團練，曾向江忠源建議辦水師抗拒太平軍。一八六三年升署廣東巡撫，後來被黜。一八七五年授福建按察使，又任總理衙門大臣。次年首任出使英國大臣。一八七八年兼駐法國大臣，次年以病辭歸。郭嵩燾一生與「漢奸」無緣，那麼為什麼朝野都有人將其視為「漢奸」？
郭嵩燾生活的年代，清王朝已經遠離了「盛世」光景，列強覬覦之志日逞。但在清政府的骨子裡依然以「天朝上邦大國」自居，強調「夷夏之防」，自大情結一如從前。可郭氏到了國外之後，對那裡的制度、風俗所作的介紹，突破了人們牢固的「夷夏」觀念，比如《使西紀程》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如議會和民選市長，多所讚揚；同時也推崇西方國家的言論自由，認為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報。總之西洋是君民兼主，而中國專制政體「隨聲附和，並為一談，則弊滋多」。
《使西紀程》經總理衙門刊印後，朝廷內外議論紛紛，口誅筆伐者大有人在。如編修何金壽彈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清廷立即下令毀版，禁止流行。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翰林院侍講張佩綸上奏，請朝廷將郭嵩燾撤職調回，原因是「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於外」。清廷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替換郭嵩燾，才使他免於立即被召回之辱。最後郭嵩燾在任期未滿的情況下，奏請因病銷差，清廷立即詔允並以曾紀澤接任。一八九一年七月十八日，郭嵩燾溘然長逝。八月二十六日，直隸總督李鴻章上奏云：「至其政績學術，卓絕可傳，應請旨宣付國史館立傳，並飭下湖南巡撫錄其所著書，咨送史館，以垂不朽……。」八月二十九日，清廷以一道聲色俱厲的上諭作為回答：「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准行。」
在國外，他的副手劉錫鴻指出郭嵩燾有三大罪：（一）遊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二）見巴西國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三）柏金宮殿聽音樂，屢閱音樂單，倣傚洋人所為。
郭、劉產生矛盾原因固然很多，但對待西方認識上的差距是實質問題。從根本上講，劉錫鴻身上反映出的觀念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思想意識，更是朝廷乃至整個社會的的思想。
出使的背景也不能不提，因為這個灰暗的背景增加了清王朝灰暗的心理。
郭嵩燾出使，直接起因是「馬嘉理案」，也稱「雲南事件」或「滇案」。一八七四年，英國陸軍上校柏郎率領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裝探路隊探測從緬甸到我國雲南的陸路交通，英國駐華使館派遣翻譯官馬嘉理前往滇緬邊境迎接。一八七五年二月，馬嘉理引領柏郎一行未經知會雲南地方官進入中國境內，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馬嘉理首先開槍打傷一名群眾，憤怒的群眾將馬嘉理及其數名中國隨員殺死，柏郎一行也因受阻，退回緬境。事後，英國乘機要脅清政府，企圖把此事件說成是清延幕後指使。
雙方經一年多的交涉，先後簽定了《煙臺條約》和《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英國的種種要求中，一條是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並任駐英公使。清廷決定派一向以懂洋務著稱的郭嵩燾擔此重任。消息甫傳出，輿論大嘩。郭嵩燾的家鄉湖南聽說他要出使外國，更是群情激憤。參加鄉試的考生在玉泉山集會，聲討郭嵩燾。考生們揚言要砸郭嵩燾家。郭嵩燾得到家信，向慈禧太后告急，並一再向朝廷告病假，並想回湖南養病。慈禧太后於兩次召見郭嵩燾。郭嵩燾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後一次召見，當時慈禧太后安慰他說：「此時萬不可辭。國家艱難，須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體國，此事實亦無人任得。汝須為國家任此艱苦。」又說：「旁人說汝閒話，你不要管他。他們局外人，隨便瞎說，全不顧事理。你看此時兵餉兩絀，何能復開邊釁？你只一味替國家辦事，不要顧別人閒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
郭嵩燾遭人辱罵的根源，在於他不知掩飾地宣講西方比中國強，忘記了「夷夏之防」的祖訓。在虛假充斥的世界，人們掛在嘴邊的是虛言假語，真語實言只能藏在肚子裡。郭嵩燾雖然是官員，但本質上還是文人的成份多一些，也就是說他還不是說假話毫不臉紅的政客，而是話語連心、文字映心的文化人。於是，他的言辭和舉止當然也就容易授人以柄。比如郭嵩燾在外交上的確表現出某種軟弱，從不主張「拒夷」，總是把挨打的責任歸於中國的落後與愚昧。這是他內心深處崇洋、恐洋思想的具體反映。封閉孱弱之國的人民初出國門，內心難免脆弱，其思想作風也難脫此途。
對外開放，不是輕鬆嘻笑的話題，初期總是伴隨著種種無奈和不如意，郭嵩燾正是如此，我們後人不能用目下的思維方式對前驅求全責備。其實，他的思想比起同時代的人來，要深刻得多。郭嵩燾較早地看透了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強調學習西方應從科學技術上升到政治制度、人心風俗的層面上來，僅此一點就高於「中體西用」的文化取捨模式。
「愛國」，擁有一個只能感悟卻難以名言的底線，那就是必須和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不會相距太遠。郭嵩燾的思想顯然太超前了，以至於他的愛國心不被理解，成了「漢奸」。實際上，他的心比任何一個罵他為「漢奸」的人，更盼望中國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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