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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
「香港曾經歷英國管治，但卻不是一個典型的英國殖民地。」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指出，香港作為一個「非典型」殖民地，制度上擁有英國的文官科制、審計制度、公務員私人機構薪金類比，例外之處就是擁有自由法治。回歸後，北京活用英國留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行政局變行政會議，港督變行政長官，布政司署變政府總部。「外殼」雖沒有大變，但內容其實不盡相同。
英治時期 全球化第一波
「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沒民主，但卻盡量做到貼近民意。」張炳良指，英國當年逐步走向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所管治的香港亦受影響，當時已開始受全球化旋風吹襲。「香港以往衙門森嚴，六七年後政府便在鬧市設立民政處接觸市民，華民政務司亦改名為民政司，這正標誌著英國眼中香港傳統殖民地角色的改變。」當時，英國奉行擇優主義吸納社會精英，香港的公務員亦開始本土化，孫明揚便是當時出身的民政主任，本港便順勢走向現代化文官主導、諮詢吸納式管治。
80年代起英國開始重視地方政治，而本港當時正值中英談判，港府為搜集民意便改革區議會，成立地方管理委員會，連結警方和社會領袖。90年代，全球流行新公共管理，本港社會便隨英國走向「類民主化」（para democratization），政府管治功能轉化成服務功能，重視人權、平權和私隱權。當年內地正進行改革開放，鄧小平亦稱要「多建幾個香港」，內地各省市便紛紛派員來取經。英國的行政智慧，便經香港傳遞到內地，在全球化框架中行了一個「大運」。
見步行步推動革新
「香港的政法制度並非因創意而革新，而是由偶然事件推動。」張炳良表示，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當初根本沒有任何設計藍圖，只是當時貪污問題嚴重，社會促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建議成立由向港督負責的獨立機構。自此，它便成為全球學習對象，韓國、新加坡更把框架「照抄」。70年代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開創的綜援制度，其實並非由立法而來，而是基於當時一項行政決定，理論上是可隨時取消的。港英政府另一種特色，便是靠財政盈餘導引（fiscally driven），推動政策與公共服務改革，某程度上說只是「見步行步」和「睇錢食飯」。
英國文官模式，重視實務、程序理性、行政手段、非意識形態而不講理想，除香港以外，亞洲四小龍通通使用「典型東亞模式」，即由政府干預、推動政策，政府銀行並與親密企業合作，但本港卻奉行積極不干預、自由放任，就算80年代港府曾接管某間銀行也很快退出。
神話破滅 最緊要有理想
97年回歸後，亞洲金融風暴令政府受內外衝擊，公務員制度強調公平、公正、公開、中立，但對經濟低迷卻毫無幫助，其系統上的正當性也備受質疑，不敗神話正式破滅，社會開始出現政府「干預」與「不干預」之爭。
傳統殖民地式官僚主導和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已難適應現代複雜社會環境及利益分散格局，對九七後的新政策生態，就顯得特別不協調。於是，這種體制與現實環境之間的張力、裂縫、甚至矛盾交織出來的制度錯置，便時常在民間引發反對意見。不管特區政府如何用力都會力不從心，不改變只會繼續舉步維艱。
行政長官團隊主導的政策承受衝擊，政治任命制以及「干預」措施，便在這困局中應運而生。為回應政治、金融危機及全球化競爭壓力，政府便進行經濟轉型，最近全球金融海嘯，政府也不得不加強介入經濟和發展商議。但政府沒干預政策的工具，既沒政府銀行、也沒足夠權力。「香港政府不能一如殖民時代般只顧務實，現在市民不理會是大政府或小政府，只要是一個有效及有理想的政府。行政、財政主導時代已過時，我們現在的政府最緊要是有理想、有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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