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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法治是社會成功基石，決定社會的過去、現來與將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指，西方有兩種法治模式，第一種是提供直接制度限制政府權力；第二種是包含法治理論、功能規範外還要保障公民權利和社會公義。
「從西方角度看，中國可能是無法治的，這觀點實在令大家很難受，近年中國才剛提出修憲及依法治國，我們只是未去到那地步而已。」戴耀廷表示，我們不能套用西方的制度，我們需要一套適合不同地方法制、發展階段和層次，既能整合、又能超越西方的觀念，放進任何非西方世界仍能讓法治融入社會的制度。
限權只是基本步
「西方的法制重點與內地不同，內地目前注重限制權力，注重公民守法。香港承襲英國制度，官民社會也保留了一種法治文化，但在回歸之後，我們便要思索如何繼續承托這舊有制度設計。」
司法質量的確定性很重要，近年的竊聽、民間電台案爭議，就是確定性不足。制度需有非任意性，就算立法會通過「凡是特首認定的都是對的」，這也不可成為法律，絕不能賦予政府任意權力。此外，法律需平等和非歧視，種族隔離政策就算平等地執行，但其內容本身也不是真正平等的，目前香港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法可依。第二步，便是有法必依，管治者必須設立內部限權機制，目前內地法制著重官員的個人德行操守，讓他們「自我守法」，由官員自己監察自己的紀律問題，缺乏外在機制便難以達至以法限權，而憲法便是一種有超越性的機制。
設置限權工具
普通法地區的法院，也曾指英國憲法性文件《皇室訓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過於粗疏空泛，沒有實質內容限制政府。而香港的《基本法》及《人權法》修訂，便為我們提供憲法性限權機制，挑戰政府違法行為和行政決定。而反公安法、居港權、村代表選舉等案件，便運用了司法覆核程序。近年，領匯、保護維港、皇后碼頭等案件，通通並非為個人權利，而是為了滿足公共利益。「有人說香港司法覆核案數字高，一年有150宗，但其實人口比我們多9倍的英國，一年便有5,000宗。」
法院以外，廉政公署、申訴專員公署、平等機會委員會、審計署等具獨立性的機構亦十分重要，民間獨立團體和媒體也能向政府問責。七一遊行是本港由非政治性走向政治性的里程碑，市民願意關注社會問題，生不入官門的文化已改變，大家明白權利是要靠自己爭取，當整個公民社會力量鞏固便能規範政府。「但以法限權亦非最終目的，終極目標其實是以法達義。」
法律維護公義
本港的法律公義，是承傳自英國普通法的程序公義。「近年的盧維思案，法官便批評公務員紀律聆訊違反程序公義。」戴耀廷指，有人認為法治是追求公義的盡頭，但其實還應該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擁有公平的經濟資源分配制度。
戴耀廷說，香港可進一步發展「商議性」公義，即由不同意見人士定出共同接納的法律，政策制定過程由不同利益者參與討論，但要求當然更高。他表示，「05年一項調查，香港法治發展有75分，算很高分了。以法限權我們是做到了，但以法達義仍需努力。」最近，歐洲國家把銀行國有化，作出存款100%保障，政府民望便上升。
「市民一方面對政府期望高，要求它做多一些工作，但同時擔心它介入後，權力會過分膨脹，這便是目前的最大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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