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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納禧
九十年代是兩岸電影的高度轉型時期，隨著第五代國族寓言式的電影熱潮漸漸消退，第六代（甚或稱作「新生代」更佳）的電影開始尤以北京為主的大都市為故事背景，以極個人化的敘事風格，顯現人在急促都市化下的生存境況；同時間，台灣電影亦以都市經驗取代了過往以敘述家、國、歷史為主的話題，轉而透過對都市空間的呈現，反映當下都市空間的文化與人的生活狀態。
由此，「都市」就成為了觀察兩岸電影的關鍵詞。最近在「香港亞洲電影節」上映的兩齣電影——周耀武的《青瓜》（內地名《黃瓜》）和鍾孟宏的《停車》，就分別選擇了北京和台北作為說故事的場景，無論是以瓜為喻，還是借車說理，都彷彿要告訴觀眾，要在大都市中獨立自存，很難。
前提是究竟何謂「都市」？都市的定義本身就是模糊的，因此過往電影在勾勒都市面貌之時，往往以地標取景展示空間的獨特性，例如北京不乏天安門，台北就必定有西門町、捷運站等。然而記者一連看了兩齣電影，卻出奇地發現電影中的「地區性」都非常薄弱─還是應該說，只能從一些基建、人物的生活習慣、口音，甚至因演員的身份而察覺電影的場景，地點再不是焦點所在，反而人物的命運、遭遇顯得極其重要，正如鍾孟宏所說，他不是要拍大事件、大生活，反而是要看人的窘境；亦如周耀武所言：「北京的一些標誌建築在構思影片的時候就沒想到要用，我不想把影片打上北京的烙印，這樣會導致影片的政治解讀，我還是希望觀眾從故事、生活、影片的本質出發來看這部電影，感受那些卑微生命的起伏。」
拒絕與「大」、權力議題連結，兩位導演遙遙相對卻又不約而同有其人民關懷，奈何當中的人要走的路都毫不輕易。
消費社會 困厄生活
《青瓜》與《停車》中人物都經歷著不同的困境。《青瓜》的取材及命名，根據周耀武的解釋，就是考慮到要配合電影中要描述的低下階層的生活。
「青瓜是生活中非常普通的食物，人們經常食用，但很少會關注這樣一種食物。現實世界裡平凡的民眾為了生存而忙碌，在他們身上演繹的永遠是那些平凡到會讓銀幕忽略的微小故事，而我希望通過這樣一個象徵性的食物來表達對普通民眾生活的關懷。」周耀武說。
電影以三段家庭故事組成，當中又以三個男性為主要角色，可是都過著不如意的生活：從機械廠下崗的老陳難以跟城內的年輕人競爭工作，而且才四十歲就陽痿不舉；剛從電影學校畢業的小陳不但接不到電影拍，還要靠做妓女維生的女友可可養活；以賣菜維生的大陳風雨無阻到街上擺檔掙取極微薄收入，還時要被陀地壓榨，為的只是讓兒子脫貧成為有學識的都市人，卻不為兒子了解。
原本似是一般家庭普遍面對的問題，但假若把三個男性放在同一平面之上，不難發現這些男性角色在生理及生活上都失去了主導的地位。這些男性在都市化已然完成的地域中找不到生存的空間，卻又同時不得不在消費社會中苟且過活（老陳／無業／性商店，小陳／無業／電子遊戲），或艱苦度日，如大陳把掙回來的錢勉強帶兒子星星食麥當勞，這種無法與時代接軌的生活情況，正是周耀武謂對北京低下階層的如實反映。
與《青瓜》不同，鍾孟宏描述的是另一種的都市人際窘態。電影的時間只集中於台北的一夜，年輕丈夫陳莫（又是姓「陳」的）因被雙排停車擋住無法離去，由此遇上了不同的人，聽聞了不同的故事，有經歷喪子之痛的年老夫婦、來自香港避債的裁縫、有被騙來台北接客的東北女子，也有被斬去一手的過氣混混，還有陳莫與其妻子，因生理問題而無法懷孕。
「我希望表達這地方中人的困境，人們都有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就在想能不能從這些問題中走出來？當然，走出來未必代表能解決，但總比無法走出來好。」鍾孟宏說。
所以《停車》中人物所遭遇的都較《青瓜》中的短暫，如裁縫終能隨陳莫的車暫避債主、陳莫與妻子亦無端收養了老夫婦的孫女，暫時解決了無法生育的問題。不過，鍾孟宏的處理並不是想為走進了胡同的人物謀求出路，反倒是想反映在大都市的網絡中，人際交往，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縱橫交錯 異化人情
「我覺得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線已很薄弱，不再是那麼明顯。人與人之間的影響卻可以去到很遠，在台灣發生的一件事，會影響到香港和內地，關係非常緊密。我曾經在美國芝加哥讀書的時候遇到台灣的高中同學，反而以前在台灣沒遇過這位朋友。如此巧合的事就在你不經意時發生，慢慢變成不可收拾的事情。」鍾孟宏說。
《停車》中最令人物苦惱的不是基本生活的不足，而是人與人之間不能避免的連上關係。陳莫最初只為買蛋糕回家與妻子進餐，卻因別人的雙排停車而滯留街上。他因緣際會遇上了年老夫婦，後來才能收養了他們的孫女，同時也為老夫婦解除了孫女日後生活何依的負擔；另外，亦因為憤恨於車子被擋，陳莫才會把騙子打倒，妓女因此能得以逃脫，而裁縫亦為幫助陳莫而暫時離開。
事件發展全是藤連瓜、瓜連藤，結尾時更出現了一條緩緩推前的千足蟲，鍾孟宏直指此如人生狀況，千足蟲就在完成牠最基本的生理功能，雖不知將移往哪裡，只是不斷在動；而都市人的生活亦不過如此，不斷前行，又不斷歷經許多突如其來的困境，困境之後也是困境，不過逐個「走出來」，已算是很好。
身處台北，鍾孟宏選擇了人際間的「合」；反觀《青瓜》中強調的卻是人情之疏離無力。
老陳、大陳、小陳的交集並不深刻（只因小陳及老陳都同時會到大陳的菜檔買青瓜），他們有各自的生活問題，而且最終都沒有找到出路。電影中老陳縱然食性藥也未能把妻子留住，大陳因擺賣被公安追趕，小陳把可可打傷禁錮。三段故事都沒有清晰的結局，正如普遍低下階層當前面對同類的問題亦沒有標準答案式的解決方案。
大青瓜與吸血鬼
既然人與人都避免不了因人隙連結帶來的影響（《停車》），而生活條件的乏善可陳亦不能迅速改善，兩齣電影中的人物都抑壓得十分厲害。
《青瓜》中青瓜以超現實的形式出現了三次，老陳、星星、可可他們三個角色在不同時空看見了那些放大的青瓜。「因為人們在面對內心困境的時候常常會呈現出憂鬱、孤獨、失神、幻聽、幻覺等非常狀態，電影中的三段超現實的戲都是角色內心戲的外化表達，他們在那一刻出現了幻覺，而超現實青瓜的出現在三個角色面前都有著不同的象徵屬性。」周耀武說。
周耀武指出，老陳看到的青瓜象徵著男性生殖器，他的反應是想要摘下青瓜，是他內心對性能力的渴望表現；星星因為媽媽常常給他青瓜吃，他吃膩了，所以他拒絕青瓜，他的拒絕就是一種反抗。當星星在「江山如此多嬌」的牆上看到掛著的青瓜的時候，他的反應是厭惡、抗拒和擊打。這場戲特意把青瓜掛在毛澤東手書「江山如此多嬌」的牆上面，更安排一個游泳的人從下面游過，正是想表現豪邁的毛式氣勢和視野根本和普通民眾沒有關係，民眾關心的只是柴米油鹽醬醋茶；還有可可從派出所出來的時候看到四個騎車男人的車子上都拖著大青瓜，很多觀眾忽略了這場戲，但這班黑社會象徵了一種強勢勢力，一種對女性有傷害傾向的群體，而周耀武正希望給可可內心的痛苦和恐懼找到一個外部的現實依據。
如果大青瓜是宣洩內心鬱悶的表徵，《停車》中卻沒有為陳莫提供發洩的機會。如鍾孟宏所說生活是不斷前進的，而人生的困境也是一個接一個的，能走出不一定代表好，正如陳莫變相獲得了孩子，但最終不育始終無法治癒。電影在弔詭的氛圍內開展，長街上陳莫沉甸甸的背影，到上樓後被誤會為年老夫婦已死的兒子，收到一封根本與己無尤的信件，以及以後的種種奇遇，觀眾看來都是巧合得過分，甚至是荒誕無比的。
然而人生的遭遇往往比報紙看到的更加荒謬，鍾孟宏說，這是他真實無比的感受。電影末段車子進了隧道，封鎖的空間亦似是時間的短暫停留，人在艱難的生活／生存中暫得喘息，沒有大青瓜般的幻覺出現，但角色的失落感依然很強烈。這會否也是鍾孟宏身處台北中的真實感覺？他作了有趣的回答：「我覺得晚上的台北是吸血鬼住的地方。街上都沒有人，有吸血鬼正在吸人血的感覺。所以我起初並不喜歡這個城市，很有depress（失落）的感覺。」
假若我們相信電影是一種真切的再現，又認同兩齣電影中所呈現的人生實況，在觀影的同時或許能使我們對現處的地方有另一番觀照，而人要如何應對，是勉強適應？是共融求存？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無法彈動？《青瓜》、《停車》似乎給予了思考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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