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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可能是中國歷史悠久的緣故，任何一種觀點都會從歷史中發現蛛絲馬跡。如何治貪，時下有兩種觀點很走紅，並且都與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有關，一是治貪用重典，二是建立各種制度。
重典治貪，確實有些效果，《明史》說「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那麼「重典」重到什麼程度？據說朱元璋治理社會，使用的酷刑種類多達三十餘種：抽筋、挑膝蓋、剁指、斷手、刖足、抽腸、割鼻、閹割、斬趾、枷項遊歷、令其自殺、斬首、全家發配為奴、滅族、剝皮等等。在各府、州、縣及衛所等衙門左側，用於祭祀土地神的土地廟，也被用來作為處決貪官的場所，故也稱為皮場廟。官吏貪污犯贓達六十襾者，便被押赴皮場廟，將其斬首。貪官的人頭被掛在一根長杆上，將其屍體剝皮，在人皮中填塞稻草，然後擺放於衙門辦公案旁，用以警戒恐嚇那些繼任的官吏。在洪武時期，朱元璋誅殺貪官最多的是空印案和郭桓案。這兩起案件，牽涉到大批官吏，被誅殺者達七、八萬人。重懲之下，必生廉吏。從歷朝歷代出現的清官數量來看，明朝官吏清廉的人數要比其他王朝多。《明史》「循吏傳」共收明代二百七十餘年清官四十人，而其中正統以前八十一年的清官就達三十人，佔總數四分之三。可見明朝前期清官的數量要比中後期多。這種官吏清濁結構，和朱元璋重視吏治分不開。當然，對朱元璋來說，社會的廉潔程度他並不滿意，他曾無限感慨地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有人根據這句話便斷定朱元璋靠重典反腐沒有取得效果，是越反越腐，其實這是偏執之詞；但如此這般反腐，對社會也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害，至少好多人不樂意做官了，社會也充斥著一股戾氣。
於是，另一種辦法就頗為受人垂青——反腐要靠制度。從根本上說，這個辦法可能是最好的。試看今日之世界，凡是遏制貪官污吏最有效用的手段，莫如建立完善的制度。嚴刑峻法使人不敢貪，道德高潔使人不想貪，嚴密的制度使人不能貪。問題的關鍵是，怎樣建立制度？建立制度是否就是擬定一些條文？朱元璋曾在各個方面設立制度，以求他的子孫永踐帝祚。比如講求思想教育，重視科舉，從平民中擢選人才，甚至還叫人背誦《大誥》，目的就是讓他的律令永遠在世上傳播，使他那些治理社會的措施能成為穩定朱家江山的法寶。可是，朱元璋去世不久，充滿血腥氣的《大誥》就被他的臣民拋棄了，到明中葉時，「民間實未之見」，《大誥》已經名存實亡了。到了清王朝寫《明史》的時候，《大誥》已經成為難覓之書，撰寫明朝歷史的人也沒直接讀本作參考，故而對《大誥》的敘述多有謬誤。近代學者廣為搜羅，發現「北方合公私所藏始得全帙，南中僅有范氏天一閣所藏《大誥初編》而已。」
朱元璋施用的重典，在他當政的時段內是有效果的，但那效果是一時的，他本人不在了，所用的措施也就煙飛雲散，正所謂人亡政息。並且大殺特殺的行為，雖然使貪官污吏怕得要死，雖然在表面上扭轉了元代「以寬而失」的局面，可按照當時的社會狀態來說卻是變態的，而不是常態的。在陰霾籠罩，腥風血雨勁吹的情境下，官員的精神狀態會是什麼樣子呢？朱元璋賓天之後，他的子孫拋棄《大誥》本是違背祖宗方針之舉，卻沒有遇到反對，真正原因就在於朱元璋制定這些策略時，只是他個人的行為，與整個統治層並無關係。所以不管統治階層內部的人的血緣關係和朱元璋本人多麼親近，一旦那個制定者不在了，後繼者就會另行主張，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莫不如此。寫在紙上、開個發佈會，都是容易的事，但那很難說就是制度本身。制度應該具有長效性，不是瞬息萬變的。這一切，沒有民主制度作前提，「一言堂」盛行，要改變是很困難的。
用現代語言說，民主最基本的意義是一種政府形式，由全體公民選出代表參與政事，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使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我們自然不能要求朱元璋具有現代意識，事實上所有的封建皇帝都不可能解決貪污問題。但我們回望朱元璋的時候，應具有現代意識，用現代的民主觀念剖析這位皇帝，否則，有人可能把朱皇帝作為榜樣。其實他哪裡能成為模仿對象呢？充其量半個榜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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