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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耀
最近不少談論都指向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實則這套「要求有錢人派錢論」，甚麼時候也用得著。經濟環境大好時總有所謂民意代表說，大企業掙大錢，應該回饋市民；遇上社會經濟陷入困境時，就說現今世界艱難，大企業削減向弱勢社群提供優惠，是反其道而行，不與普羅市民共渡時艱有違公義。
香港並不奉行計劃經濟，私人企業是否應負起社會責任，又或者應負擔多大程度的社會責任，一直都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在自由經濟底下，私人企業所負起的社會責任，無論是向弱勢社群提供優惠抑或提供其他社會服務，必需是個自願的性質，任何人甚或政府官員說三道四也是於理不合；其實說穿了任何優惠必然是計算入經營成本的一部分。企業能否及能為股東賺取多少回報，是企業生存的最終目的。所以理性分析的話，我們只能有條件及有限度地要求企業負起社會責任。而不能不問原因地要求企業成為社會福利的必然提供者。
私人企業以營利為目標，而如何保障一些具壟斷性或專利性涉及普羅市民生活質素的企業，在經營時必需顧及弱勢社群的實際需要，則責無旁貸百分百是政府的責任。主張這些責任要由企業負起，是對象誤認。
政府也是由個人組合而成的機器，我們不能要求它毫無瑕疵；有時候錯估現實，落後於形勢也是在所難免。要專營機構提供優惠予弱勢社群，最佳的時機還是在商討延續專營權之時。現今外圍大環境並不太理想，大家互相指摘，把大商家大企業描繪成人民公敵並非特區之福。如何加快創造就業環境改善經濟纔能造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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