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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
這一波經濟大勢的變動史無前例，但是，經濟下行的挑戰過去也遇到過。例如，1997年以後中國就提出過「保八」。過去的經驗對今天特別有意義的地方，就是不能僅靠政府拉動經濟。因為無論出手幾萬億，對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都是不夠的。當然，政府發債加上銀行信用，可以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但是，無論修成了多少基礎設施，最後上面要有車跑，才有持續的經濟增長。
所以，還是要兩手並舉：一手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針對未來的增長瓶頸啟動投資；另一手就是體制性政策，以改革激發經濟活力，使修起來的路上很快就有車跑。中國還是轉型經濟，除了使用像發達國家那樣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更多地考慮體制性政策。
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年的經濟有如下幾點值得考慮。
第一，還是要更充分地發揮相對價格配置資源的作用。經驗表明，價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貨膨脹時期也是錯誤的，因為那僅僅管住了「溫度計」，卻並不能管住「溫度」——那要靠控制貨幣供應量。
第二，是稅收。目前的政策措施裡面，已經包含了減少部分增值稅的內容，這是對的。但減稅的力度遠遠不夠。要是春季後景氣低迷進一步加劇，不妨考慮更大幅度的減稅措施。
第三，雖然總的講現在信心不足、投資不足，但同樣明顯的是國內還有很多高利潤行業開放不夠。應該把上一個「保八」時期開始的打破行政壟斷的市場開放文章繼續做下去。當時，因為中國要加入WTO，在電信、民航、電力這些大行業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開放與改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大。現在看來，這些領域以及醫療、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市場開放還有很大空間，有很多潛在的投資機會。
前幾年國務院有「非公經濟36條」的規定，規定非禁即入，但過去的宏觀環境實際上沒有提供認真執行那個文件的條件，應該利用這次低迷的機會，把行政壟斷行業的市場開放文章做大，重新激發企業家精神。
第四，2004年以來，由於匯率機制引導的出口過旺，調控政策的重點就集中於抑制國內產業的產能和投資。開始是三大過熱行業，後來又是九大過熱行業，再後來調控房地產，這擴大了行政審批和行政控制。
現在，必須加快反向操作，解開那些可以解開、也必須解開的體制性繩索，鼓勵生產、鼓勵創業、鼓勵投資。 （摘自人民日報海外版，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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