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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一名女青年在上海街頭叫賣刊出抗戰消息的上海《文匯報》。
「你們《文匯報》實在辦得好，琴棋書畫，花鳥蟲魚，真是應有盡有。編排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必首先看《文匯報》，然後再看《人民日報》。」——毛澤東文：章雋 圖：資料圖片
此案彼岸 兩個「文匯」
這裡說的《文匯報》，不是本報，而是上海《文匯報》。很多人問，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是什麼關係？
1938年，抗日戰爭已經爆發一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日軍進攻上海，但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日軍不能進攻英美法等國租界，因為這個特殊原因，上海成為孤島—周圍都是落於日軍之手的佔領區，只有在上海的租界，中國人還能繼續如常生活。所以，就在這一年1月25日，愛國知識分子嚴寶禮在上海創刊了《文匯報》，他請來的主筆是當時《大公報》西撤時被遣散在家的徐鑄成。當時《文匯報》的主張是—愛國抗日。但是一年之後，因為抗日的立場太鮮明，迫於壓力，只能停刊。
1945年日本投降，嚴寶禮在上海把《文匯報》復刊，徐鑄成仍然擔任總主筆，副總主筆陳虞孫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員。當時《文匯報》經營上是私營，立場上是民間報紙，宣傳和平、民主、進步，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國共內戰。二戰中，中華民國是盟國「中美英蘇」四巨頭之一，所以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政府收回了租界，成立了上海市，上海的租界時代結束。復刊兩年後，由於《文匯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立場鮮明，1947年5月，上海市政府當局封了《文匯報》。
嚴寶禮、徐鑄成率《文匯報》班底到了香港，於1948年9月9日，創辦《文匯報》香港版，香港《文匯報》由此誕生。幾個月後，共產黨勝利在望，徐鑄成和其他一部分人回到內地。幾經努力，1949年6月，《文匯報》在已經解放的上海第二次復刊。
留在香港的《文匯報》和在上海復刊的《文匯報》就此成為歷史上有血緣關係，但又分開獨立的兩份報紙。
筆者就想到一個比方，好比《倚天屠龍記》裡的故事，波斯拜火教一個分支遠赴中原，成為明教。但在張無忌的「任內」，已經是兩家門戶。
要先把這個門戶分清楚，因為本文要說的是上海那份《文匯報》，討論這份報紙在解放後的上海和中國，經歷了怎樣的命運。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本新書《毛澤東與文匯報》解答了很多困擾筆者已久的問題。
立場的轉換
這本寫解放後上海《文匯報》變遷歷史的書把脈絡整理分析得非常清楚。作者鄭重是從60年代初復旦新聞系畢業後即在上海《文匯報》工作四十多年的老文匯人，他有四十多年的切身體驗，經歷了歷史上諸多重要關鍵的事件現場，又訪問了許多《文匯報》老人以及同報紙有關的人士，把《文匯報》合訂本看了一遍，凡能看到的內部資料如《文匯情況》、編前會傳達記錄，都做了查閱引用。這本書能算是了解上海《文匯報》與中國知識分子在解放後命運轉變的很翔實的記錄和很深切的思考。
鄭重說，「毛澤東與文匯報」這個題目他思考了幾十年，引起他最初好奇心的是：毛澤東為什麼對《文匯報》那樣有興趣？這份好奇心是從1965年毛澤東運用《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文革序幕開始的。
觀察了幾十年，思考了幾十年，他自己的答案從一團迷霧中漸漸浮出水面，那份答案，和毛澤東怎樣看待知識分子有關，和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有關，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執着與矛盾有關。
作者的回溯是從1949年開始。那一年，徐鑄成從香港去了北京，和他乘一條船北上的，有柳亞子、宋雲彬、馬寅初、葉聖陶、鄭振鐸、王芸生、曹禺、包達三……文星熠熠，這些人大多是《文匯報》的老友或者老作者。徐鑄成在北京停留一段時間後，與嚴寶禮準備南下上海復刊《文匯報》。動身前一天深夜，中南海開了一個會。徐鑄成沒有參加，但得到了會議內容的傳達。
那個會，很平和，但現在看來，預示了《文匯報》將要面臨的身份轉變的問題。
那天晚上，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了文化界和新聞界的一些人士，指示接管上海的工作和第一次文代會的籌備問題。其中談到了報紙問題。
「我們過去在山溝裡辦報，讀者對象主要是工農兵和幹部，入城之後，情況就不同了，特別是像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這些大城市。為此，要請你們幾位辦報有經驗的人給我們出主意，提意見。按照解放前那樣辦報當然也不行。辦成解放區那樣，讀者也不會習慣，達不到教育、宣傳的目的。此外，還有一個民辦報紙問題……這是一個相當複雜、政策性很強的問題。我們初步意見是北平、上海這樣的地方，還可以保留幾家民營報紙。」
鄭重說，與《文匯報》相依為命的徐鑄成在以往的歲月中飽嘗被封之苦，此時充滿希望，以為新中國可以給新聞工作更廣闊的空間，報紙可以獲得新的生命。
《文匯報》當時是周恩來口中的「民營報紙」，體制是解放前編輯部與經理部雙軌制。後來在當年6月上海市軍管會文管會召集新聞出版界第一次座談會上，徐鑄成與官方代表范長江談到報紙的身份問題。范長江對徐鑄成說：「在人民政權下，政權本身是代表人民的，這裡只有公營和私營之分，不再是『官方』與『民間』的關係。」
徐鑄成後來回憶說，像被澆了一盆冷水，但他沒有辯論。
毛澤東與知識分子
毛澤東非常喜歡《文匯報》。引言部分的那句話，是他握着徐鑄成的手說的。在當時換做是誰聽了這話都會高興得不得了。
毛澤東沒有說假話，他確實很喜歡讀《文匯報》。但原因真的是他說的「琴棋書畫，花鳥蟲魚，真是應有盡有。編排十分出色」嗎？
不是。
鄭重非常細緻生動地梳理了《文匯報》歷史上的若干次重要事件，例如年輕的黃裳「魯迅式雜文」風格被否定；師陀《歷史無情》、郭沫若《抗戰回憶錄》、張樂平漫畫《二娃子》、柯靈電影劇本《腐蝕》等四大連載夭折；五七反右前毛澤東指示《文匯報》側重「雙百方針」；「章羅聯盟」的提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等事件，看得出兩個軌跡：一，「民間」立場被否決後，《文匯報》的生命力漸漸消失，進退失據；二，《文匯報》成了毛澤東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橋，他通過《文匯報》來觀察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拉向此岸，或者推向彼岸。
鄭重作為四十多年的老文匯人，他對《文匯報》有種特別的自豪感。他自己說的：「知識分子和《文匯報》有着同舟共濟、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情懷，《文匯報》的命運也就成了知識分子的命運，知識分子的選擇與追求，也就成了《文匯報》的選擇與追求。」
如果《文匯報》真的是毛澤東與知識分子之間那座很艱難的「橋」，他說：文匯人的確在用一種守橋人的心態在辦報。守橋的文匯人各有一番難言的心事。
這本書值得對《文匯報》有感情有思考的人去好好讀，也值得對新中國知識分子命運與選擇不理解的人去好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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