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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香港歷史系列（一）
港府進行啟德發展計劃時，適逢發現了龍津石橋遺跡，現正進行諮詢社會，究竟要如何保育這被定為有高度歷史價值的文物。筆者早前參加了一些相關的九龍寨城遺跡保育活動，包括由政府部門舉辦的工作坊，看過有關資料，又實地到過遺跡，啟發了筆者思考一個九龍寨城考古遺跡的整體保育方案，但再想深一層，我們要想的，不只是九龍寨城考古遺跡，還有考古保育在香港的意義。 ■文、攝（部分）：曾家輝
考古是有用的，不過在香港這一片小地方，如果要說考古的功能，從來都是困難，因為港人習慣向前看，考「古」不符合港人的思想「程式」，保育有歷史及文化意義的事物已難，再去花人力物力發掘、研究及保護，和整個經濟掛帥的社會制度背道而馳。其實考古和香港社會確有密切關係，而這並不只是掘掘土地，看看有沒有古人遺留下來的杯杯碗碗，其功能對社會起著一定的意義。
香港人一直說要尋根，但當然不同人對「尋根」這回事有著不同的解釋、目的、方法、計劃，但大抵都是圍繞著香港及香港人的歷史、香港和中國的關係等出發。但這麼多年來，究竟我們找到答案了嗎？又或是找對了答案嗎？從不同的書籍及官方資料中，對於香港的歷史及發展都有不同的陳述，所以我們想尋根，是基於甚麼之上去尋找的呢？又會利用甚麼資料及工具去尋找呢？我們會不會是用錯或不全面的觀點去看待這個重要的問題，所以到最後還是找不到根，找不到身份？
尋找自己身份的根
筆者去年參觀了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與香港考古學會合辦的「考古鑰匙—出土文物與記錄」展覽，主要展出了本港出土文物及田野考古記錄，以介紹考古發掘方法和記錄的變化，反映自上世紀20年代至今間香港考古學的發展。當中認識到從20年代開始，不少隸屬於不同學科的學者在香港進行考古勘察和發掘，如陳公哲和戈斐侶曾在大嶼山石壁東灣和屯門龍鼓洲發掘，芬戴禮神父在南丫島大灣遺址發掘。直至目前為止，本港已知的考古遺址超過200多處，涵蓋不同年代，其中所發現的遺蹟和遺物，都可證明本港在6、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棲息和生活。
要尋根，考古是不可以缺少的部分，我們不可以單靠其他人如學者的研究或論點就下結論，可惜的是，太多人相信書本上的資料，未必察覺到當中的問題或矛盾。其實，當我們希望透過認識香港來找到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就不可以單憑看書而已，尤其是研究未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歷史，觀察考古發掘出來的記錄及文物，才是通往古代歷史的鑰匙。
看香港的考古「成績」
香港不是沒有考古，也不是沒古可以考，只是這麼多年來社會還未認真看待考古，所以即使香港有一千個考古遺址，到最後也不過是一千個遺址罷了，而文物就放在博物館中，部分市民會因為需要做功課或打發時間，才到博物館一行。這樣，考古還是發揮不出應有的功能。就以最「親民」的考古項目來說明本港的考古成績—李鄭屋漢墓及九龍寨城遺跡，其他在大嶼山石壁東灣、屯門龍鼓洲、南丫島深灣、港島舂磡灣等遺址不是沒有重要的考古及歷史價值，但相信這兩個遺址會是最為人所熟悉的。
李鄭屋漢墓的發現和很多古跡的發現過程相類，就是在建築工程中被發現—1955年8月，港府正在深水埗區實行大規模徙置區計劃，而當工人在夷平東京街北面一座小山丘時，便發現了這座古墓。工人立即報知港府，而政府亦迅速行動，由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教授親率該校師生和工務局人員，發掘及清理古墓，又由政府測量人員製圖。據當年的老街坊回憶，在漢墓正式出土前，曾有建築工人用外衣包著古物運離現場。完成發掘後，港府為更能妥善保存古墓及其文物，在墓室加鋪鋼筋水泥外殼，以防損壞，並在墓旁興建陳列室展覽文物，又將附近建為公園。
由於發現古墓時，香港並未有正式的考古隊伍，亦沒有發掘較大型古蹟的經驗，對於古墓的年代推論，眾說紛紜。對這問題其實可從幾方面入手，作出較準確的推論，分別是墓室的形制、磚紋的研究及陪葬品的形式，綜合不同論點，斷定李鄭屋漢墓的年代大約是東漢中期，即公元第一世紀末至第二世紀中葉。
古墓的發現證實了香港這偏僻的地方，也和中原文化有很大接觸。有人假設李鄭屋漢墓代表一種與廣東「土著文化」無關的「外來文化」，想不到這裡很早之前就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這一墓葬的發現，也對了解香港歷史提供了比較實際性的資料。它反映了漢代香港居民的生活片面，而這種生活基本上是「漢化的」。廣泛一點來說，漢墓肯定了漢代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而九龍寨城早在15世紀，已被當時中國的官員使用，至1668年更在那兒建築了一座塾台。及至約於1810年在接鄰的沙灘盡頭興建了一座炮台。在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島後，該處在中國海岸防衛方面的重要性更大大提高。一座由石牆、瞭望台、城門等組成的寨城在1843至1847年間建成。城內的主要建築物為大鵬協副將及九龍巡檢司的官署各一所，另有士兵營房、火藥倉、軍械庫等建築物十多座，以及一些民居。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城內仍有清廷官員駐守。到了1899年，英國派兵佔領寨城，將清廷官兵趕走，自此寨城便缺乏法治和管理，最後就發展為「三不管」地帶。二次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寨城內興建。1987年，港府和中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並於原址興建公園。
在清拆期間，一些寨城的遺跡被古物古蹟辦事處發掘出來，包括兩塊於寨城南門（寨城正門）出土的花崗岩石額，分別刻有「南門」及「九龍寨城」字樣，其他遺跡還有原來寨城城牆殘存的牆基、東南兩門的牆基、一條沿寨城內牆走的排水溝及旁邊的石板街。
其後，九龍寨城改建為公園，公園以清初江南園林為設計模式，興建工程由一群來自中國的資深技工負責，以確保傳統的設計和構思能再次在公園中展現。
由於土木工程拓展署為啟德發展計劃進行考古勘探，發現了龍津石橋遺跡，而龍津石橋又跟九龍寨城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建於1873至75年的龍津橋，昔日用作連接九龍寨城正門與海岸的一個登岸碼頭。龍津橋在靠岸一端曾建有一個「接官亭」，位於九龍城樂善堂小學入口後面所豎立的一塊刻有「龍津」兩字的石碑，被指是該亭所遺留下來的物件。具有135年歷史的龍津橋，遺址在08年在啟德發展區內陸續被發現，當局展開公眾諮詢，研究如何保留該歷史遺址。
從文物到香港史
考古是為了甚麼？在香港這個商業化社會，考古等「冷門」領域相關的研究工作，彷彿與沉悶劃上等號，遭社會忽視。隨著城市化不斷擴張，大興土木，如被列為暫定古蹟的景賢里去年也遭受破壞，可見保育意識有待加強。現時考古在香港的處境，與被埋藏在地下深處的古物無異。
當社會不斷進步的同時，以往由生命累積而成的歷史也不應忽視，考古工作就是保護歷史的一個過程，填補歷史文獻的不足及印證當中的記載，就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總希望知道自己從何而來那樣，考古正正就是尋找自己的根，透過遺物、遺跡尋找文化根源。考古的「古」包括遺物和遺跡，挖掘出的古物超越文字和國家限制，實實在在的擺在眼前，遺留著過往的痕跡。熟讀歷史，固然可知朝代更替和文化傳承的來龍去脈，但考古能獲取直接和準確的史料，若然各方面能同心合力，研究成果將會更多。
這又回到考古是尋根的最好手法這老話題上，從之前所提及的考古項目中，大家能否從當中領略到這種理念？不知道是正常的，畢竟大家都認為考古就是考古，沒有其他的了。
以李鄭屋漢墓為例，面積雖然不算大，出土文物也不怎麼豐富，但這個迄今香港地區所發現的唯一一座東漢磚室墓，出土的炊煮器、盛食器、屋、倉、井、灶的模型，活生生的展示了二千多年前漢人的生活面貌，是一個近在眼前的上佳的教學實例。
古物有助歷史研究
這等能帶出「香港史」的考古項目，便是我們常說要尋找的根的零星部分，仍然存在，雖然它們已是遺跡，又或是破碎的物件，但其重要性及參考價值，並不會比地上仍然矗立的歷史建築物低，因為它們的年代更久遠，更珍貴，對於尋根反而更有參考地位。
有了這些真實的證據，我們才能將大歷史與小歷史作一個對比，大歷史可以看作是以中國歷史為基礎的，是官方的，是整體的，而小歷史就是以香港地域為基礎的，是民間的，有了不同層面及形式的參照對比，我們才可以得知香港究竟是甚麼—就好像之前所引述的，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部分？是中國文化系統的一個分支？是後來融入於中國的一個民族成分？還是有其他的定位呢？
不過，雖說考古是可以在釐清或界定我們如何將小歷史，切入於大歷史中，再讓我們找到根，找到自己的身份，但說得現實一些，這不是一定的，也就是考古在香港最大的問題—考古到了今天，還只是代表掘出了文物而已，沒有好好利用不同的軟硬件配套，令考古好好融入於整個社會系統裡面，所以尋根，始終沒有考古的份兒。
不過，近年情況雖有改變，但這種改變很被動，就是老師帶學生或不同團體組團去古蹟考察，以研究地方歷史為名，如研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的活動，除了查閱有關孫中山先生早年在港求學的文獻資料，也可到中上環地區按圖索驥，訪尋當日國父活動地區，進行拍攝、繪圖，然後撰寫報告，甚至舉辦小型展覽。又或是博物館成為課堂以外學習歷史的輔助場所，而且博物館對於教育推廣活動亦日益重視，舉辦的多類型活動，包括專題講座、展覽、導賞、歷史古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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