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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香港歷史系列(一)
港府進行啟德發展計劃時,適逢發現了龍津石橋遺跡,現正進行諮詢社會,究竟要如何保育這被定為有高度歷史價值的文物。筆者早前參加了一些相關的九龍寨城遺跡保育活動,包括由政府部門舉辦的工作坊,看過有關資料,又實地到過遺跡,啟發了筆者思考一個九龍寨城考古遺跡的整體保育方案,但再想深一層,我們要想的,不只是九龍寨城考古遺跡,還有考古保育在香港的意義。 ■文、攝(部分):曾家輝
考古是有用的,不過在香港這一片小地方,如果要說考古的功能,從來都是困難,因為港人習慣向前看,考「古」不符合港人的思想「程式」,保育有歷史及文化意義的事物已難,再去花人力物力發掘、研究及保護,和整個經濟掛帥的社會制度背道而馳。其實考古和香港社會確有密切關係,而這並不只是掘掘土地,看看有沒有古人遺留下來的杯杯碗碗,其功能對社會起著一定的意義。
香港人一直說要尋根,但當然不同人對「尋根」這回事有著不同的解釋、目的、方法、計劃,但大抵都是圍繞著香港及香港人的歷史、香港和中國的關係等出發。但這麼多年來,究竟我們找到答案了嗎?又或是找對了答案嗎?從不同的書籍及官方資料中,對於香港的歷史及發展都有不同的陳述,所以我們想尋根,是基於甚麼之上去尋找的呢?又會利用甚麼資料及工具去尋找呢?我們會不會是用錯或不全面的觀點去看待這個重要的問題,所以到最後還是找不到根,找不到身份?
尋找自己身份的根
筆者去年參觀了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與香港考古學會合辦的「考古鑰匙—出土文物與記錄」展覽,主要展出了本港出土文物及田野考古記錄,以介紹考古發掘方法和記錄的變化,反映自上世紀20年代至今間香港考古學的發展。當中認識到從20年代開始,不少隸屬於不同學科的學者在香港進行考古勘察和發掘,如陳公哲和戈斐侶曾在大嶼山石壁東灣和屯門龍鼓洲發掘,芬戴禮神父在南丫島大灣遺址發掘。直至目前為止,本港已知的考古遺址超過200多處,涵蓋不同年代,其中所發現的遺蹟和遺物,都可證明本港在6、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棲息和生活。
要尋根,考古是不可以缺少的部分,我們不可以單靠其他人如學者的研究或論點就下結論,可惜的是,太多人相信書本上的資料,未必察覺到當中的問題或矛盾。其實,當我們希望透過認識香港來找到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就不可以單憑看書而已,尤其是研究未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歷史,觀察考古發掘出來的記錄及文物,才是通往古代歷史的鑰匙。
看香港的考古「成績」
香港不是沒有考古,也不是沒古可以考,只是這麼多年來社會還未認真看待考古,所以即使香港有一千個考古遺址,到最後也不過是一千個遺址罷了,而文物就放在博物館中,部分市民會因為需要做功課或打發時間,才到博物館一行。這樣,考古還是發揮不出應有的功能。就以最「親民」的考古項目來說明本港的考古成績—李鄭屋漢墓及九龍寨城遺跡,其他在大嶼山石壁東灣、屯門龍鼓洲、南丫島深灣、港島舂磡灣等遺址不是沒有重要的考古及歷史價值,但相信這兩個遺址會是最為人所熟悉的。
李鄭屋漢墓的發現和很多古跡的發現過程相類,就是在建築工程中被發現—1955年8月,港府正在深水�鶧牊磞璊j規模徙置區計劃,而當工人在夷平東京街北面一座小山丘時,便發現了這座古墓。工人立即報知港府,而政府亦迅速行動,由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教授親率該校師生和工務局人員,發掘及清理古墓,又由政府測量人員製圖。據當年的老街坊回憶,在漢墓正式出土前,曾有建築工人用外衣包著古物運離現場。完成發掘後,港府為更能妥善保存古墓及其文物,在墓室加鋪鋼筋水泥外殼,以防損壞,並在墓旁興建陳列室展覽文物,又將附近建為公園。
由於發現古墓時,香港並未有正式的考古隊伍,亦沒有發掘較大型古蹟的經驗,對於古墓的年代推論,眾說紛紜。對這問題其實可從幾方面入手,作出較準確的推論,分別是墓室的形制、磚紋的研究及陪葬品的形式,綜合不同論點,斷定李鄭屋漢墓的年代大約是東漢中期,即公元第一世紀末至第二世紀中葉。
古墓的發現證實了香港這偏僻的地方,也和中原文化有很大接觸。有人假設李鄭屋漢墓代表一種與廣東「土著文化」無關的「外來文化」,想不到這裡很早之前就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這一墓葬的發現,也對了解香港歷史提供了比較實際性的資料。它反映了漢代香港居民的生活片面,而這種生活基本上是「漢化的」。廣泛一點來說,漢墓肯定了漢代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而九龍寨城早在15世紀,已被當時中國的官員使用,至1668年更在那兒建築了一座塾台。及至約於1810年在接鄰的沙灘盡頭興建了一座炮台。在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島後,該處在中國海岸防衛方面的重要性更大大提高。一座由石牆、瞭望台、城門等組成的寨城在1843至1847年間建成。城內的主要建築物為大鵬協副將及九龍巡檢司的官署各一所,另有士兵營房、火藥倉、軍械庫等建築物十多座,以及一些民居。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城內仍有清廷官員駐守。到了1899年,英國派兵佔領寨城,將清廷官兵趕走,自此寨城便缺乏法治和管理,最後就發展為「三不管」地帶。二次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寨城內興建。1987年,港府和中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並於原址興建公園。
在清拆期間,一些寨城的遺跡被古物古蹟辦事處發掘出來,包括兩塊於寨城南門(寨城正門)出土的花崗岩石額,分別刻有「南門」及「九龍寨城」字樣,其他遺跡還有原來寨城城牆殘存的牆基、東南兩門的牆基、一條沿寨城內牆走的排水溝及旁邊的石板街。
其後,九龍寨城改建為公園,公園以清初江南園林為設計模式,興建工程由一群來自中國的資深技工負責,以確保傳統的設計和構思能再次在公園中展現。
由於土木工程拓展署為啟德發展計劃進行考古勘探,發現了龍津石橋遺跡,而龍津石橋又跟九龍寨城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建於1873至75年的龍津橋,昔日用作連接九龍寨城正門與海岸的一個登岸碼頭。龍津橋在靠岸一端曾建有一個「接官亭」,位於九龍城樂善堂小學入口後面所豎立的一塊刻有「龍津」兩字的石碑,被指是該亭所遺留下來的物件。具有135年歷史的龍津橋,遺址在08年在啟德發展區內陸續被發現,當局展開公眾諮詢,研究如何保留該歷史遺址。
從文物到香港史
考古是為了甚麼?在香港這個商業化社會,考古等「冷門」領域相關的研究工作,彷彿與沉悶劃上等號,遭社會忽視。隨著城市化不斷擴張,大興土木,如被列為暫定古蹟的景賢里去年也遭受破壞,可見保育意識有待加強。現時考古在香港的處境,與被埋藏在地下深處的古物無異。
當社會不斷進步的同時,以往由生命累積而成的歷史也不應忽視,考古工作就是保護歷史的一個過程,填補歷史文獻的不足及印證當中的記載,就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總希望知道自己從何而來那樣,考古正正就是尋找自己的根,透過遺物、遺跡尋找文化根源。考古的「古」包括遺物和遺跡,挖掘出的古物超越文字和國家限制,實實在在的擺在眼前,遺留著過往的痕跡。熟讀歷史,固然可知朝代更替和文化傳承的來龍去脈,但考古能獲取直接和準確的史料,若然各方面能同心合力,研究成果將會更多。
這又回到考古是尋根的最好手法這老話題上,從之前所提及的考古項目中,大家能否從當中領略到這種理念?不知道是正常的,畢竟大家都認為考古就是考古,沒有其他的了。
以李鄭屋漢墓為例,面積雖然不算大,出土文物也不怎麼豐富,但這個迄今香港地區所發現的唯一一座東漢磚室墓,出土的炊煮器、盛食器、屋、倉、井、灶的模型,活生生的展示了二千多年前漢人的生活面貌,是一個近在眼前的上佳的教學實例。
古物有助歷史研究
這等能帶出「香港史」的考古項目,便是我們常說要尋找的根的零星部分,仍然存在,雖然它們已是遺跡,又或是破碎的物件,但其重要性及參考價值,並不會比地上仍然矗立的歷史建築物低,因為它們的年代更久遠,更珍貴,對於尋根反而更有參考地位。
有了這些真實的證據,我們才能將大歷史與小歷史作一個對比,大歷史可以看作是以中國歷史為基礎的,是官方的,是整體的,而小歷史就是以香港地域為基礎的,是民間的,有了不同層面及形式的參照對比,我們才可以得知香港究竟是甚麼—就好像之前所引述的,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部分?是中國文化系統的一個分支?是後來融入於中國的一個民族成分?還是有其他的定位呢?
不過,雖說考古是可以在釐清或界定我們如何將小歷史,切入於大歷史中,再讓我們找到根,找到自己的身份,但說得現實一些,這不是一定的,也就是考古在香港最大的問題—考古到了今天,還只是代表掘出了文物而已,沒有好好利用不同的軟硬件配套,令考古好好融入於整個社會系統裡面,所以尋根,始終沒有考古的份兒。
不過,近年情況雖有改變,但這種改變很被動,就是老師帶學生或不同團體組團去古蹟考察,以研究地方歷史為名,如研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的活動,除了查閱有關孫中山先生早年在港求學的文獻資料,也可到中上環地區按圖索驥,訪尋當日國父活動地區,進行拍攝、繪圖,然後撰寫報告,甚至舉辦小型展覽。又或是博物館成為課堂以外學習歷史的輔助場所,而且博物館對於教育推廣活動亦日益重視,舉辦的多類型活動,包括專題講座、展覽、導賞、歷史古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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