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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莉
參加了兩屆不同寺院的夏令營禪修活動，突然體悟到：中華傳統文化在寺院中得到了保留。佛教傳至中華，不僅自身得到了弘揚，也令中華傳統文化有一個較為完整的保存處。
佛教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最高峰，就是禪宗的興盛，一花開五葉。禪宗由達摩祖師傳入中國後，唐玄奘曾經譯介、弘揚法相唯識宗，可三代之後式微，散落於其他宗派中，僅僅延續著一個氣脈。中國更願意接受寄寓於生活常情而又具有超越性的感性思維和體悟，對於精緻的邏輯推理多少是拒絕的，這也許就是所謂「形象思維」的選擇—「拈花微笑」繞過繁瑣的語言和文字，直達人心，與老莊哲學契合，順利接入中國。
佛教能夠中國化，正在於它於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態度，《金剛經》開卷，即從世尊釋迦牟尼入城乞食始，表達了佛教的入世情懷。隨後闡發的佛即擔水劈柴、飢食渴飲，更是步步修行，不離日用常行間；不論做什麼，既用心，也隨即放下。慧能大師所謂「前念不生、後念不滅」，始終是平常心，亦如程顥所言「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繫於物也。」聖人因此「有情而無累」（王弼語）。不念念繫掛於物，佛教中有很多事例，比如，大和尚抱女孩以幫助她過河，小和尚記掛了很久，問師傅，出家人怎麼可以抱女孩子過河？師傅說：我早就放下了，而你至今還沒有放下。
佛教之放下，是積極入世之隨事遷流的放下；並不是我們常俗認為的看破看空，萬事不管，不擔當—這個觀念，是佛所反對的執「空」之一端，非為中道。所以佛教有度盡眾生的大宏願。
佛與儒是含藏的關係，不矛盾。佛講三世因緣，而儒家不語怪力亂神，只探討今生如何做好，有完美的倫理和政治理想。可儒家不問來處亦不問歸處的執此一生之「有」，也有它的通透超越，今生該怎麼做，把它做好；做好，是為成聖為王，亦直達佛之淨土了。
這是佛的隨緣化眾，能夠在中土安頓的基礎。
儒家之倫理道德和政治理想，常因吸收了佛教而昇華，宋朱熹之以儒集釋道得大成即為一例。早年朱熹與佛教接觸密切，後不滿禪宗過於籠統，在李侗的指導下，轉向儒家經典。他強調格物致知，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泛觀博覽，然後豁然開朗。陸九淵認為他的學說支離繁瑣，他反駁陸九淵的「發明本心」太簡單，是禪家的口氣。他追究分殊之處，禪宗不能提供他所追究的「分殊之處」。但他提到「理一」，卻用了禪宗的「月印萬川」來作比喻。佛之本體基礎，他是欣賞的，他曾譏諷老莊較之於佛來說，是甕釜較之於珠玉。
朱熹的時代禪宗依然盛行，如果朱熹有緣相遇提倡「轉識成智」的法相唯識宗，也許能夠滿足他精緻地格物致知、追究分殊之處的要求。今天的法相唯識宗重拾氣脈，有興盛之勢，似乎是借西方哲學對中國文化的滲透而薪火重燃。
佛之進一步中國化，明憨山大師以佛之集儒道得大成也是一例。當代的淨空法師、慧律法師布道說法，同樣既不離儒家理論，更不乏對日常生活的分析。淨空法師的俗家弟子蔡禮旭，在淨空法師的啟示下深研《弟子規》，全國各地隨緣派送書籍和碟片，為傳統文化舉綱張目，也是佛所助力的一段因緣合和。
上面是簡單地從佛理和儒家學術的交匯說起，生活習慣上，寺院依然保留著嚴苛的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作息制度。每天晨3：45，聞打板聲而起，做早課，晚8點歇息止靜，符合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律，符合天人合一的自然要求，符合傳統中醫對人體生理規律的看法。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天也如此區分，晨午昏夜分別對應於春夏秋冬，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早起早睡，利於人體各個器官和經脈的啟動歇養。古代中國是小農自然經濟的，生活起居少有現代生活的晨昏顛倒—每天匆匆忙忙，焚膏繼晷是為加速資本資金的流動，越快越好，令其獲得更多的利潤。香港股市接著紐約的，紐約股市接著倫敦的，倫敦股市接著香港的，一天二十四小時通著電燈，熊市牛市，夜以繼日。
寺院為清靜修行，一直保持著古老的生活方式。有的寺院，食物還自給自足，每天需要「出坡」，堅守著農耕的習慣。「出坡」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之一，中國的氣候和風俗使得僧團無法照搬印度僧團托缽乞食的戒律和修行方式，於是有「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叢林制度建立後，僧團從事農耕，是為禪耕並重，百丈禪師即嚴守他所說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保留了傳統服飾長袍短褂的僧人服裝，同樣經歷了一番「漢化」過程，和印度的大不相同。民國太虛大師也曾設計過僧服，使日常出行更為方便。寺院的建築也是中國式樣的，楹聯匾額上的書法藝術，佛堂中的繪畫藝術，保存了傳統的特色。現代人要感受古代中國的生活方式，必須到寺院去，於寺院中居住一段時間，就能領會了。
我們這一代，很難明白什麼是真正的中華文化了，雖然我們說著漢語寫著漢字，可是從廢科舉興新學、使用白話文以來，我們已經積累了新的傳統，成了新的中國人—但這個「新」的東西並不那麼美好。「五四」高舉科學和民主，科學給我們帶來了電，電驅逐了夜，我們可以日以逐夜、夜以逐日、晝夜不分、晝夜顛倒地忙忙碌碌了，我們沒有安靜的時間來思考自己，來和自己相處。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這不是文學修辭的發問，對於佛教來說，這是「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的心靈沉澱，這是在問我們的「三生」，問我們的福德因果，問我們人類的社會訴求。現在的社會本末倒置，所以道德淪喪、法治不舉。發明本心，清靜本心，是為建立根本的形而上基礎，是為「道」。源泉清靜，從其而出的形而下，也就是法治以及其他制度—所謂「器用」，才不會受到污染，才能走到「民主」的路上去。
「五四」所提倡的科學和民主，其實屬於西方文化的形而下之末端，是從他們的「本體」深處結出來的果實。舉別人之末端為本，丟棄自己文化的形而上，所以迷失自我，亂象叢生。但這也是文化交匯、滲透、相互學習必須經歷的，現代西方侵染古老中國，不得不從外部開始。有學者認為國學和西學是兩套語言，不可強作比較、強加套用，尤其以西學解釋國學。不比較是不可能的，不比較，它也從生活方式上切入了。所以比較並不是強作比較，而是大勢所趨。只是我們如何比較，比如當初玄奘翻譯佛法，以「五不譯」作為「比較」之上上選擇，將中國文字中無法譯出的字詞保留為音譯，比如「般若」。而有些我們顯然已經醒悟到不合時宜的，比如「天地君親師」，我們可以給它調一下位置，換作「天地親師國」。天地之間，以家庭為主；國，是「為人民服務」的，是現當代國家民族意義的，所以放在末尾。淨空法師反對將古文翻譯為白話文，這點我深為贊同。中國文化能保留這麼久，原在於文言文能夠不以方言和時代導致語義的丟失。如此，我們今天的人，突然面對三套語言了，文言文、白話文、外文。面對三套語言的我們，卻早就失去了虔誠。我們甚至連基本的實事求是的負責態度都做不到了，更談不上嚴謹了。
這個放到最後來說的「虔誠」，它同樣被保存在寺院裡。我們僅存的叩拜大禮，僅僅獻給去世的祖先了。可即使這樣的叩拜，恐怕也是隨我們以為的方式大略叩拜，毫無講究。我們行住坐臥的身姿，也是隨著自己的舒適感覺而任意擺放。殊不知我們的傳統文化按照身體氣脈運行的方式有所規定，所謂「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僅有益自己的心理、生理，還是自尊和敬人的表達，表現出禮儀。這些都蘊含著虔誠。我們常常很難有機會去仔細感受埋藏在心靈深處的虔誠了，我們大約只能在奧運會冠軍升國旗、唱國歌時候產生發自內心的虔誠。而這樣的機會，很多人是不以為然的，它多少降為了遊戲。寺院中「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中的「四重恩」，後三個部分是國土恩、父母恩、眾生恩—是與儒家傳統道德相吻合的，也與今天的主流價值觀相吻合。在寺院中，叩拜、行住坐臥的禮儀，依然嚴格按照舊式的規定認真地執行著—這些，當然也是經歷了中國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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