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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左一)與郭沫若(右一)、茅盾在1949年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中的合影。 網上圖片
——我的父親周揚
對82歲的周艾若來說，與父親周揚的隔膜，其實在他7歲那年的分離便注定了，這種隔膜一直持續到父親離世，他說：「我從未感覺他作為一位父親的回歸。」他們父子之間，也從未真正走進過彼此的內心世界。
也許正因如此，看待父親，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靜和審視。儘管自己也與父親一樣從事文藝工作，但是，「我不願意參與寫父親的任何傳記」。周艾若沉默了一會兒，眼神移開，緩緩地說，「因為每次回頭看他走的路，我都覺得，心，太痛了……」
上海之家作左翼據點
我對童年的回憶是幸福而溫暖的。那時候我太小，也不知道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歡家裡熱鬧。他們要談事的時候，我們就趕緊躲開了。後來才知道這些來往的人，都是當時在文學界比較活躍的「左翼」人士。父親忙的時候，媽媽就在外間一桌打麻將，後來才明白，實際上是替父親望風。
沒客人的時候，父親就一天到晚埋頭在屋裡寫作、翻譯，很少出門。在上海期間，他翻譯了許多俄、美、日等文學作品和藝術理論文章。很多人回憶，那時候的他才氣縱橫、開朗瀟灑，平時穿西服、打領帶，穿皮鞋，還喜歡跳舞，愛去咖啡廳。從他給我們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邁克、約瑟，也可以明顯感覺出，那時候，他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應該說，父親還是屬於在「五四」時代的歷史熏陶中成長的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有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東西。
魯迅譏諷成一生陰影
父親從日本回國的第二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上世紀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艱苦、最殘酷的時期。眾所周知，那個時期，父親他們與魯迅、胡風等人在上海有過一場「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論爭。魯迅先生後來在文章裡把父親與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幾位一同去向他匯報「左聯」工作的人，譏為「四條漢子」。
但是後來的政治鬥爭將這個本來屬於文藝戰線的討論無限政治上綱，甚至後來升級到「反黨」的地步。我想，魯迅先生當年說這話的時候，應該是發個牢騷，頂多是個諷刺。大概他自己也不會料到，若干年後，「四條漢子」會成為一個代號，而這個評價成了父親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七之一) ■摘自《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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