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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偉
在港大百周年校慶當天自稱被警方「禁錮」的港大學生李成康等3人，日前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協助下申請法援，向警務處長提出民事索償。李成康指警方「禁錮」他們，對他們造成很大傷害，訴訟的重點不是賠償多少，而是希望透過律師盤問證人釐清責任，以及表達不滿警方進駐港大校園云云。原來，李成康訴訟的主因，是要透過律師去盤問警方，以此表達對警方不滿。然而，李成康要表達不滿，渠道不少，反對派也會樂意提供協助，犯得著浪費法援去進行一場發洩不滿的官司嗎？
就是從案情而論，這次爭議不過因為李成康及一眾示威者堅持要進會場抗議，被警員阻截並帶到後樓梯冷靜情緒，只是小事一樁。示威者一無損傷，二是後樓梯有通道可自行離開，根本談不上什麼「禁錮」，甚至連李成康本人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也直指「當時沒有被禁錮的感覺」，現在又有什麼理由出來控告警方？而在李成康訴訟的背後，公民黨籍的港大法律學院院長一直促使李控告警方，何俊仁甚至披掛上陣為李成康處理訴訟，說明事件充滿政治色彩。在這樣的情況下，法援署在審批有關申請必須更加審慎。
這宗李成康控告警方官司，再聯繫上星期公民黨發動的兩宗司法覆核案，雖然內容不同，但都是政黨以身無分文的人士申請法援來進行，之後再用有關款項來聘請相關政黨人士作代表律師，以公帑來狙擊政府，以納稅人金錢來達到自身政治目的。而且這些官司不少涉及司法覆核等複雜議題，曠日持久，涉及的公帑不知凡幾，全都落入大狀口袋，而社會也要為官司的後果付出沉重的代價，只有反對派才會如此搵香港人笨。固然，反對派發動禍港事件是始作俑者，但市民不禁要問，何以負責法援把關的法援署，對於兩宗法理基礎並不充分，對香港影響深遠的官司，如此輕易就批出款項，最終引發社會的巨大衝擊，法援署接二連三批出具爭議性的法援實在令人不解。
事實上，法援是用來協助有需要人士爭取公義，而非別有用心的政黨來發動司法狙擊，近年司法覆核數字由2001年的116宗上升至2009年的144宗，當中多少屬於政治狙擊，多少是將社會政策拿到法庭解決？反對派心中有數。法援基金始終有限，如果屢屢被人濫用，而且動輒以百萬以至千萬元計，遲早會用盡有關款項，當真正有需要人士要申請法援，隨時愛莫能助，這對於有需要人士並不公平，也是對本港法治的一大諷刺。因此，法援署理應做好把關工作，一方面不應只考慮官司的勝訴機會來批出款項，更要考慮官司的合理性、對社會影響等因素。另一方面，法援署應檢討現時申請人可自行選擇代表律師的做法，此舉變相為一些政黨「包攬訴訟」賺取巨額律師費提供了方便，浪費公帑之餘，也會引發無日無之的訴訟，署方應自行安排律師或以抽籤等方式，確保律師在案件中沒有利益關係，並杜絕某些政黨將法援當作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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