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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軍與清軍激戰。資料圖片
馮天瑜教授是辛亥革命歷史研究權威，尤其在武昌首義史研究方面獨樹一幟，武昌首義之於辛亥革命是最為關鍵的一大歷史事件。今年4月，馮天瑜教授的著作《辛亥首義史》正式出版發行，而彼時正是教授的70大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中國歷史開啟一段風雲激盪的歷程。辛亥革命的範圍和地域是全國性的，但為何首義會爆發在武昌，馮天瑜教授解釋，儘管存在偶然因素，但是其中更有歷史的必然。
發動革命 首都太難邊境遠
辛亥革命重要人物宋教仁曾提出革命三策，上策在首都革命，但難度太大；下策在邊境地帶發動，但不能對清廷形成有效的打擊；中策就是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發動革命，而歷史證明中部起事的方案獲得了成功。
武昌起義，一夜激戰奪佔一座省城，次日，湖北軍政府成立，將同盟會的一系列政綱以佈告形式宣佈天下，創造了此前數次暴動都無可比擬的成功。馮天瑜認為，湖北革命黨人經過七八年對革命宣傳和組織，到武昌起義前夜，湖北新軍中有三分之一加入革命組織，三分之一的人傾向於革命，剩下的三分之一中也只有一小部分頑固地站在清王朝一邊。革命黨人在各標營中都建立了代表制，武昌起義時一處打響，各標營都群起響應，這就並非偶然。
湖北新政 播洋務運動種子
馮天瑜強調，從更長遠的歷史階段看，武昌首義成功，與湖北擁有深厚的近代文明積澱有直接關係，張之洞1889年開始擔任湖廣總督，督鄂以後推行湖北新政，興實業，練新軍，湖北成為當時中國重要的近代工業基地，沒有這樣的經濟基礎，辛亥首義不可能爆發，即便發生，革命軍也沒有實力與南下的清軍決戰達40天之久，同時，興文教，開辦新式學堂，使湖北成長起一批不同於中國舊時士大夫的新知識分子。
他分析說，張之洞辦湖北新政當然是為了挽救清王朝，使其不至於覆滅，但是興實業、練新軍、辦文教在客觀上都為革命的爆發奠定了物質基礎和人才基礎。馮天瑜笑稱，武昌首義是歷史辯證法的體現，近代文明的誕生，它不由推動近代文明的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必然要成為舊制度的掘墓人。因而，馮天瑜評價張之洞對武昌首義的作用是，「播下的是洋務運動的種子，收穫的是革命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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