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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小彬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專為文字寫作而生的人，他們整日沉湎於筆墨和想像而荒疏了與周圍的交往，他們的心思傾注並嫻熟於一件事情，卻在接人待物上笨拙而木訥。不知造物主是怎樣安排的，偏偏是這種對生活好像並不在意的人，對人世和命運有透徹的認識和驚人準確的預感，偏偏又是這等穎悟與靈秀之人，與人相處時總顯得羞怯、懦弱和無能。
1913年1月，卡夫卡給未婚妻寫信說：「我最理想的生活，是帶著紙筆和一盞燈待在一個寬敞的地窖最裡面的一間。飯由人送來，放在地窖的第一道門後。穿著睡衣，走過地窖所有的房間去取飯，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後我又回到桌旁，深思著細咀慢咽，緊接著馬上又開始寫作。」
卡夫卡的未婚妻名叫菲莉斯．鮑威爾，出身於德國的商人家庭。卡夫卡在朋友的家裡認識並很快喜歡上她，有一段時間，卡夫卡每天都會給她寫信。1914年6月，他們舉行了訂婚儀式。可隨著時日推移，卡夫卡發現菲莉斯並不理解他，也不喜愛文學，他把自己的小說讀給她聽，她也沒什麼反應。她關心的是飲食、衣飾、良好的居室、屋裡有暖氣，她勸卡夫卡對父親的工廠多用心一些，可卡夫卡對工廠和生意很厭煩。在兩人相處的日子裡，卡夫卡感受不到心靈的呼應，體會不到情投意合的滋味。1915年，兩人解除了婚約。
卡夫卡在日記裡寫道，「沒有一個中心，沒有職業、愛情、家庭、養老金，這就意味著沒有在世界上站住腳」。卡夫卡也想過正常人的生活，也想在人世間找到愛情和家，可他寫作的衝動和渴望，為維持創作狀態必須有的孤獨、沉思的習慣，又讓他和所有人疏遠，他與別人在一起總會感到隔膜，忍不住要逃回自己的房間和書桌。大多數的女人都是滿腔熱情投身於生活的，她們的樂趣、幸福全在日常的操勞和事情中，她們無法理解和接受卡夫卡的生活態度及孤僻，卡夫卡的失望、苦悶在所難免。
卡夫卡說過：結婚，建立一個家庭，生兒育女，在這動盪不安的世界上贍養他們，甚至還領他們走一段路，這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極限了。許多人輕而易舉地做到了這一點，可並不證明這件事容易辦到。卡夫卡就覺得自己很難做到這些，他對自己既孤傲又懦弱的個性，對自己欠缺生活本領和「經驗的無能」有清醒認識。他雖然也渴望一個理解、欣賞並願意為他付出的女人，雖然也知道婚姻對一個男人的全部意義，但他更珍惜自己的文學創作，更懂得孤獨、思考於自己生命的意味，「我內心有個龐大的世界，不通過文學途徑把它引發出來，我就要撕裂了！」他彷彿看到，自己是擔負著某種特殊的使命才降臨到塵世的。為了完成這種使命，他必須經受人世的苦難，必須活在缺憾、錯悖和孤單中，他被罰不能獲得一般人的平靜生活和幸福，他還要不時忍受疾病和失眠的折磨。《審判》、《城堡》、《飢餓藝術家》等作品的誕生，好像就要求作者必須殫精竭慮、嘔心瀝血，這些人類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與卡夫卡在生活中的羸弱、無能和一種命中注定的失敗密不可分。
卡夫卡著作的傑出讀者和闡釋者、思想家本雅明，也是這樣一個將生命奉獻於寫作，卻在生活中處處碰壁的人。
與卡夫卡一樣，本雅明身上也有「一種深刻的憂鬱」。可他鄙棄現代心理學的術語，而求助於占星術的解釋：「我的星座是土星，一顆演化得最為緩慢的星球，繞道而行，拖延遲滯」。
批評家蘇珊．桑塔格說：「對一個土星性格的人來說，時間只是履行壓抑、單調、重複使命的介質。這樣的人生性遲緩、優柔寡斷，以至於有時不得不用刀子開闢通路，有時就把刀尖對準了自己。」
遲緩，是憂鬱性格的一個特徵，而笨拙則是另一個。這樣的人才思卓著，但缺乏生活的能力，他們天生有藝術家和殉道者的氣質。本雅明談論卡夫卡時說過，這樣的人追求「失敗的純粹與美感」。
本雅明的生活經歷，又一次證明了——為了完成工作，一個人必須孤獨，至少不能受長久性關係的束縛。本雅明雖然於1917年結婚，第二年還有了一個兒子，可「婚姻對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作為丈夫和父親的他，根本不懂得怎樣來處理這些關係。1921年他與妻子分居，1930年離婚。
與這種生活的無能如影相隨的，常常是一種壞運氣。本雅明一生運氣不佳，尤其在1940年，法國淪陷時，他幾經周折，好不容易逃到法國和西班牙的邊境，卻被以非法越境罪拘留。與他同時被囚的人第二天就獲准離境去了美國，可他卻於當晚自殺。逃亡、被拘，讓本雅明深感屈辱，他無法像別人一樣心平氣和地忍受，他無法度過那個夜晚。他服用大量嗎啡而死，帶著哀傷、絕望和許多未完成的寫作計劃。
卡夫卡生前默默無聞，只能用業餘時間寫作，死後幾十年，他的價值和作品的意義才漸為人識。對人世和社會的陌生、孤獨與恐懼感，是他小說的不變主題，無論主人公怎樣倔強、叛逆、抗爭，終究於事無補，沒法改變命運，強大的異化力量控制著一切。儘管如此，卡夫卡的主人公仍然頑強不懈地尋找和奔走，他們的奮鬥，與他們的失敗一樣令人感懷不已。卡夫卡的生活和作品，構成著一個含義深邃的寓言，喻示了人在用現代技術裝備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孤單、渺小和脆弱，揭示了人在當今世界的困境，披露了人在物質和體制合成的「城堡」面前的無能、無名及身份的不確定性。在這個世界上，善良，嚴格來說是一種絕望的體現；閱讀，是人們對現實的逃避；寫作，是人唯一能夠證明自己價值的事情。卡夫卡正是以自身的孤獨、痛苦、思索，擔當起「作為人類守夜人的責任」， 他的全部文學創作，都是「向最後的塵世邊界的衝擊」。由於極其深刻和形象地表現與闡述了人的境遇及命運，卡夫卡成為當代人精神上的先知，他的思考和寫作風格影響了一大批晚近的作家。
而本雅明，留下的也不只是一些作品，而是一個致力於寫作、批評和實驗的人生。本雅明對歷史的彌賽亞式的閱讀，讓他的思考具有神學意味，他以驚人的勇氣尋找在黑暗、墮落的悲慘中獲得拯救的先兆。在痛苦和絕望中，本雅明執意站在救贖的立場上，觀察、辨析和沉思一切事物。別人反對人工製品商品化，他則以辯證的方式力圖從商品形態中召喚一種革命的美學，他相信知識唯有通過救贖才能照亮世界。在這樣的洞察下，他追究商品後面的寓意，揭露物質社會的扭曲、貧乏和裂縫，解讀城市和街道建築的空間含義及其隱喻，希望有一天能夠接近啟示和救贖。本雅明的孤獨，與生俱來，本雅明的厄運，深嵌在他的性格中。今天，人們還在用充滿狐疑的眼光打量著他，而無須置疑的只有一點，那就是他的敏銳、才華和獨到的觀察。
在多年前用過的一個筆記本裡，我寫到：「秋夜已深，風很涼了，在燈下讀卡夫卡和本雅明，覺得豁然開朗，迷惑消散。他們的小說、論著及生活，讓我感到自己在人生的漫漫長途中不再孤單、不再悲冷，他們是我心靈上的先輩和精神上的知音」—我現在把這段話抄在這裡，向這兩位去世已久的作家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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