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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長徐立之（左二）等人主持開幕禮。
——香港大學檔案文物展
書寫香港大學的歷史，手法很多。百年如梭，可以化為一件件文書、海報、勛章或是彩繪。「明德百獻：香港大學檔案文物」展覽的揭幕，留下了港大昔日的足跡。猶如歲月的影像機，曾經的校園點滴依舊歷歷在目，一件件由校友借出的展品寓意著港大與才子才女們深厚的情誼。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權杖之重：重在大學精神
香港大學的權杖由純銀製成，呈金黃色，亮麗耀眼。權杖往往用於大學畢業典禮或是重要人士的名譽博士學位頒授典禮。據悉，為了體現香港大學的崇高地位，首枝權杖是經由當時的英國皇室御用銀匠設計完成，並在1918年第二屆港大畢業禮上使用。日治時期，權杖丟失，不知去向。因此現今與公眾見面的權杖是二戰結束後重新仿製而成的。雖為臨摹，但其威凜風骨未有絲毫減損。
權杖是港大進取於傳統與現代的象徵。兩條金龍盤直而上，龍頭傲視兩端，似覽盡東西文明之博大。龍是中國古典的皇權符號。在古代中國，僭越使用皇權物件或符號，是大逆不道的惡行。但在港大建立初期的那個共和與皇權交替的時代中，以龍為權杖，是對傳統文化的挑戰，也是開啟平等自由風氣的號角。權杖非常重，平日善加保存，遇有重大節日慶典，要由大力氣壯之人抬舉，才可亮相登台。這種許多人難以承受的「重」，是對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的捍衛，是博雅勵志的精神向導。權杖令人產生可敬的「畏懼感」，它的存在，象徵的是人道主義的不滅、理想主義的不朽與科學主義的不衰——可謂鎮校之寶。
融匯中西的特質
香港大學置身於華人社會，且香港又是中國最早進入世界文明體系的地區之一。中西文化並存的背景使港大成為一個交流的窗口——不僅僅是學術成果，其實在日常的言行舉止中，也體現這種特有的文明。例如，《呈廬督頌詞》雖然是遞交給港督的文書，卻以極富中國色彩的卷軸、畫盒來承載，而盒上的「德蔭香江」四個字，更是傳統士族階層內聖外王、恩澤世間的道德追求。
雖然港大成立時，香港已處於英國管治之下，但是中國官方與港大的聯結並沒有被削弱，融匯中西的特質也未受影響。港大舉辦重要活動，當時的中國政府亦會表示祝賀。有兩件文書展品見證了港大在彼時中國的政治地位與學術地位。一則，是時任總統黎元洪在港大行第一次畢業禮時，發布總統賀詞，稱讚港大「中西大通，心同理同」；另一則，是緊鄰香港的廣東，教育長官在賀詞中認為「古今中外，政俗雖殊；而興才育學則一」，立足於東西方的匯點，教書育人是港大的使命。
人，校園最寶貴的財富
作為一所歷史悠久、享有盛名的大學，港大最寶貴的財富是甚麼？當然是人。他們進入學校時，是青年才俊；離開學校時，是社會的棟樑、良知的代表甚至是影響歷史的風雲人物。那些曾經將自己的人生與港大緊密結合的人，成為百年太古橋的永恆記憶。引起這種思考的，是展出的共濟會徽章與「文明之戰」勛章。兩枚物件的所有人是William Faid，曾是杜格拉斯堡舍監與文理學院院長。他本人是港大共濟會的領袖人物，道德與品格的修為指導，可謂一言九鼎。兩枚物件證明，無論是日常抑或攸關前途的歷史關頭，他始終站在正確的一邊。雖然他早已在日軍的幽禁中結束了生命，但他對港大的付出卻在兩枚徽章中閃爍不已。
另一方面，百年港大的主題並不局限於歷史的懷舊。現代化的校園科研、生活也是展覽的一部分。歷史的意義不僅僅在於記錄，更在於以對比來暢想時光的流變。因此，許多展品如當代的成績單、學生社團活動照片、宣傳單張，很多是由校友或是學生借予港大的。從中也能夠品味出港大與學生或是校友的親密互動。畢竟，港大的歷史記憶，不是空洞的建築，不是靜默的文字，也不是高懸於壁上的圖畫，更多是這些物件之後的人與事。是一個個平凡而偉大的港大學子、熱心支持港大建設的民眾，奠定了港大百年昌隆的基石。他們的參與，不僅造就了這次展覽，也造就了港大百年中的壯麗、唯美、麗質與動人。因此，善待歲月中每一個不經意的時刻、每一個不起眼的物件，找尋出不同於他人的歷史閱讀，或許是本次展覽的一個期待。
寫照香港歷史的中樞
從展品的組成來看，其重點仍以時代進展中的港大、香港角色為主。以孫中山為例，他所領導的革命黨，在推翻清廷的十一次武裝起義中，有十次是在香港籌劃和準備的。大量的革命宣傳品、軍火甚至人力運輸，都是透過香港轉往廣東內陸。1920年，孫中山到港大訪問時，他坦言香港是他革命思想啟蒙的發源地。而他在港大學習的經歷則成為旅港時代的重要篇章。
港大的寫照必然是香港的映射。辛亥一百與港大一百，並不是歷史的巧合。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港大的學子、老師或者資助人都將一份中國情懷內化為心中的守則。無論是展出的文書、筆記或是影像，傳統的「中國味」風韻大顯。這便是跨文化的窗口。港大的角色，也是香港的角色；並非舊時朝夕，而是今日羅湖橋上的時時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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