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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香港法官如果缺乏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認同，會導致司法獨立蛻變為「司法至上、法官治港」，擾亂憲制秩序和法治環境，令社會整體利益受損，猶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可能將香港帶往極其險惡的境地。因此，行政長官在任命法官及法援署署長時，應要找一些真正認同「一國兩制」及深刻理解《基本法》的法律精英，不可以讓滿腦子殖民時代價值觀不知「一國」主權為何物的人士佔住位置。
候任特首梁振英5月16日與香港友好協進會成員會面。本人在會上指出，行政主導自回歸後「今非昔比」，出現「立法坐大，司法獨大」的現象，新特首在委任法官和法援署署長時，應確保他們正確理解和認同《基本法》與「一國」主權的原則。
行政主導「今非昔比」的原因之一
《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具有雙重身份，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和特區政府的首長。該雙重身份有利將行政權主要集中於行政長官，避免各自為政的狀態。該雙重身份要求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的職權有十三項，包括領導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等。行政長官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是負責執行《基本法》的重要環節。
香港並非一個政治實體，也不是聯邦制國家中的成員國。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根據《基本法》規定實行「一國兩制」，「一國」主權是前提，香港的治權包括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都是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香港特區與中央政府是從屬關係。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單位，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都不能作出凌駕國家主權的行為。行政主導自回歸後「今非昔比」，出現「司法獨大」的現象，主要癥結在委任法官和法援署長時，沒有確保他們正確理解《基本法》和「一國」主權的原則。
行政主導是百年香港成功基石之一，亦是《基本法》設計的重要原則，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向中央負責和對香港負責，也只有落實行政主導才能履行職責。香港一向的司法傳統，法庭對本身權力相當抑制，亦盡量避免介入政治及政府的行政當中。這種對司法權力的戒心是優良的傳統，也是香港司法獨立的重要元素。但是，「真理向前走多半步就變成謬誤」，回歸後某些法官沒有拿捏好司法獨立分寸，處處顯出「司法獨大、法官治港」的心態，無視「一國」主權，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的憲制原則，不顧最基本的常識，忽視看得見的公義，作出令市民和社會不得不承擔嚴重後果的判決。
法官和法援署署長作用十分關鍵
從回歸後一些居權案和及去年的港珠澳大橋案看，法官和法援署署長的作用十分關鍵。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是回歸後第一個居港權案，終院法官裁定港人所有內地子女可享有居港權，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人湧港的嚴重危機。「吳嘉玲案」所顯示出的香港法官的強勢擴張的司法解釋權，從實質上取消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於香港法院解釋權的限制，內地和香港的法學界均對此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評意見。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指出在出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沒有居港權。隨後，在1999年12月13日的「劉港榕案」中，終院五位法官表示，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作出有關解釋」，「香港特區法院有責任依循」。
可惜在2001年7月20日的「莊豐源案」中，終院法官不認為人大對《基本法》有關在香港出生的條文釋過法，認為人大的解釋只是附帶意見，對本港法庭沒有約束力，並表示《基本法》的有關條文應當照字義理解，不能按「立法原意」解讀。不但如此，終院還以根據籌委會的意見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確認制定的《入境條例》有關條文抵觸《基本法》而宣告無效廢除，這是香港「雙非」問題的根源。判決翌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說：「香港特區終審法院7月20日對『莊豐源案』的判決，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不盡一致，我們對此表示關注。」再看去年的港珠澳大橋案，港珠澳大橋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所通過的國家「十二五」規劃工程，法援署受理該案的法援申請，以及法官受理該司法覆核，是挑戰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威。
從回歸後一些居權案和去年的港珠澳大橋案看，法官和法援署署長的作用十分關鍵。公民黨為何要利用綜援婆婆、內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以及外傭申請法援打官司？為何自己不掏出真金白銀來打官司？為何預好了無論輸贏旱澇保收都有巨額金錢落袋？公眾和輿論指出法援被濫用，法援署難辭其咎。法援署讓缺乏充分理據提出法律訴訟的人士得到法律援助，不僅捉納稅人的拳頭打納稅人的眼睛，而且是對公義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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