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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死者家屬一方原打算申請將死者的2份工作合約呈堂，合約顯示死者的合約期由3年縮短到2年，而合約由梁少光掌管的中大秘書處發出，認為足以證明校方令死者遭受打擊及構成壓力。但裁判官認為證供未能顯示此說法與死因有關，故拒絕有關申請。
代表死者家屬的律師文浩正指出，死者2006年出任秘書處助理主任，合約期為3年；惟校方於2009年為她制訂另一合約，年期縮短到2年。文認為校方未有延續2006年合約，做法並不尋常。此外死者於沈祖堯新上任後已受調職影響，縮短合約期令她須另行「搵定長工」，加深她所面對的壓力。但裁判官認為早前作供的主診精神科醫生，其供詞無提及合約期與死者的情緒轉變有關，故拒絕將有關合約呈堂。梁少光被盤問時亦澄清，他沒參與制訂死者2009年的新合約。
梁律師：性騷擾事件無目擊者
梁的代表律師陸貽信庭上批評，性騷擾事件沒有其他目擊證人，卻於未經調查下便對梁作出有關指控，加上梁被中大校方蒙在鼓裡，令他沒有申辯機會。陸續指死者於1990年代曾被親戚性騷擾、自殺前曾停藥一段時間，而她於2010年7月12日就診時，醫生指出死者精神崩潰是由於調職所引起，因而引導陪審團推斷死者是基於調職、停藥及人事三大近因引致自殺。陸又批評校方未有妥善處理投訴，用機制以外的密函方式處理事件。
而校方代表律師陳志海則強調，沈祖堯要求死者調職並非逼害，而是一件「非常尋常的事情」，又舉例高錕、李國章等人上任時亦有作出人手調整。陳又重申，死者不願作出正式投訴，副校長楊綱凱基於尊重死者的意願，才以密件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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