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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民主黨中委馮煒光應徵副局長，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其實都涉及到民主黨乃至反對派政黨成員參與建制的問題。但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參與建制，明顯採取了不同態度，前者被迫退黨，後者卻被黨內視為理所當然，這顯然是雙重標準、自相矛盾。事實上，外國反對黨成員入閣，組成有多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即使不是組成聯合政府，反對派成員參與政府，也並非少見。政府與反對黨之間互動的包容與開放，有助於政黨政治良性發展。民主黨以「逢政府必反」、與政府勢不兩立為定位，以至禁止黨員加入政府，是一種非理性的政治定位。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6月19日公布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的7人名單，他本人將親自領軍出任主席，小組兩名官方成員由新任政務司司長和勞福局局長出任，另外4名非官方成員包括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等。羅致光認為舊的扶貧委員會忽視檢討現存的政策，例如綜援等，期望新的扶貧委員會，以更宏觀的角度扶貧。至於將來委員會的成員組成，羅致光認為應該來自各個界別，包括經濟學者、醫療、商界和基層人士等。他相信，由梁振英親自統籌，能有效協調各部門，成效會更大。
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採取不同態度
民主黨中委馮煒光應徵副局長，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其實都涉及到民主黨乃至反對派政黨成員參與建制的問題。須知，特區政府建制除了政治任命官員（局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層、行政會議一層，還有400多個諮詢機構、委員會和法定組織等公職。羅致光加入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公職。在某種意義上，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但民主黨對馮煒光和羅致光參與建制，明顯採取了不同態度，前者被迫退黨，後者卻被黨內視為理所當然，這顯然是雙重標準、自相矛盾。
與馮煒光類似參與建制被迫退黨的另一個例子是張炳良。他1994年以主席身份帶領匯點，與李柱銘為首的港同盟合併為民主黨。民主黨組成後一直出現路線分歧，溫和派的張炳良與激進的少壯派不咬弦，1998年張炳良被實權派拉下馬，從此淡出黨務。2004年張炳良被迫退黨，才可以擔任消費者委員會主席。張炳良退黨後又成立政治組織「新力量網絡」，此後加入行政會議。
羅致光參與的建制職位不止扶貧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成員，他還是「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致光參與建制而波瀾不驚的也不乏類似例子，因為民主黨成員參與官方法定組織，早有先例。例如，李永達和李華明便曾經做過房委會委員，參與政府制訂公營房屋政策。而羅致光、李永達和李華明都未因此退黨。民主黨高層指馮煒光應徵副局長令民主黨感到尷尬，但羅致光、李永達和李華明參與建制，民主黨怎麼又不感到尷尬呢？
暴露反對派政黨的狹隘性與封閉性
新政府一些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職位，引來各政黨成員參與面試，其中不少更是反對派的中堅分子，除了馮煒光應徵副局長外，民主黨4名年輕黨員報名當政治助理，社民連也有6名年輕黨員申請政治助理，公民黨黨員蔡海偉亦應徵副局長。馮煒光等因為政黨背景而被標籤、被批評為「叛黨」，「賣黨求榮」，被黨高層強烈譴責和反對，暴露民主黨的狹隘性與封閉性，這只會令黨員的參政渠道大幅收窄，或起到「為叢驅雀、為淵驅魚」的反效果，促使黨員不惜被革出黨籍也要努力加入政府尋求發展。
上世紀90年代，民主黨迅速發展，當時確有不少社會精英（包括匯點）投身其中。然而香港回歸後，民主黨難以擺脫「逢政府必反」的路線，加上第二梯隊苦無出路，黨員隊伍不斷萎縮。
監督與制衡政府並非與政府勢不兩立
梁振英對於有政黨不讓黨員申請做政治助理和副局長表示失望，指新政府是唯才是用，選拔人才不論政黨背景，今次抱著開放態度，希望有志之士都能貢獻力量為社會服務。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則聲稱，梁振英缺乏政黨政治常識，民主黨與政府理念不一致，不容許黨員申請政府職位是理所當然云云。何俊仁的話，顯示他對政黨政治的理解是狹隘和封閉的。
理論上，一般區別政黨的政治責任時，多半會以其角色做劃分，執政黨（ruling party）毋庸置疑應負政策成敗之責，反對黨（opposition）則應扮演監督與制衡角色。但事實上，外國反對黨成員入閣，組成有多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即使不是組成聯合政府，反對派成員參與政府，也並非少見。這種政黨政治的特徵，包括了政府與反對黨之間互動的包容與開放，有助於政黨政治良性發展。要指出的是，本港並無執政黨。民主黨可以扮演監督與制衡政府的角色，但以「逢政府必反」、與政府勢不兩立為定位，以至禁止黨員加入政府，只會自我封殺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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