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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醫、國藥的傳承光大，靠的是一代一代的國醫、國藥大師和專家。從初入茅廬的新手，成長為獨當一面的業內精英，其實每位大師和專家的背後，都有他們自己的感人故事，相類似但又截然不同的人生。他們或出身世家，天資聰敏，或後天努力不懈，刻苦鑽研，但正是他們一代又一代的諄諄教導和薪火相傳，才得以讓國醫國藥這一中華文化瑰寶和傳統國粹，歷時數千年卻生生不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刁文鯧：打破祖訓 廣傳衣缽
月前，百年老店同仁堂在京舉行首屆海外傳承拜師大會，已經古稀之年的中醫大師刁文鯧教授在會上禁不住哽咽。他說，希望再活三十年，把自己畢生的臨床技術傳給更多的人。儘管祖上一直都是單傳，但如今刁文鯧教授卻要打破祖訓與家規，不再單傳，要廣傳。他期望，他祖傳的正脊功法，可以成為國家財富、民眾福音，可以世代傳承，發揚光大，普渡眾生。
刁文鯧教授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以其祖傳正脊功法及子午流注針法著稱，同仁堂的人都尊稱他為刁老。他說，刁家本是屬於武林界範疇，都懂醫術。他三歲起，就在山東嶗山學習祖傳正脊功法。當時，長輩只告訴他家族的功法是皇家醫術，必須要刻苦練習，貪玩就要挨打。「聽從家裡對我的安排，我的一生只能當郎中。所以，幾十年來，我就潛心鑽研，並將這些功法技術加以重點傳承，且進行廣泛弘揚與普及。」，刁文鯧說。
1960年秋天，內蒙古蘇尼特右旗發生了一起沙門氏桿菌中毒事件。大量中毒患者表現為上吐下瀉、昏迷、不省人事，只要血壓下降到四十毫米汞柱，用什麼急救藥物都不見效，五分鐘左右就會死亡。初生牛犢不怕虎。面對當時束手無策的情況，當時正在蘇尼特右旗人民醫院針灸科任醫師的刁文鯧，主動向當地領導請纓並獲准參加搶救。刁文鯧仔細診察病人，找準穴位，雙手運針，快速轉動，一個個生命隨之得救。後來，地方政府在向中央政府派來的緊急救護醫療專家匯報疫情時，專家都驚嘆一個20剛出頭的小伙子竟用針灸搶救了全部患者。
收徒一絲不苟 重臨床實習
中華醫學寶庫中蘊涵著眾多的民間中醫絕技，然而，不少民間中醫精華醫技，還沒有被挖掘出來，可怕的是一些絕技正隨其傳繼者的衰老無人接續而漸逝消亡。就中醫刁氏正脊這一技法，幾十年來，一直被塵封於民間大地，不能廣濟於民。現在，中醫刁氏技法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從民間挖掘出來，進行弘揚與推廣。
儘管要廣傳，但刁文鯧對徒弟的要求卻一絲也不馬虎。他鄭重地說：「願從師於我學徒者，每年至少跟隨我臨床學習五百個小時，三年要滿足1500個小時，並且要有1700人次的臨床治療病案，否則不能出徒。」
關慶維：融會貫通 新思維看中醫藥
關慶維出身著名中醫世家，但卻喜好藝術；三十歲出頭時，他便已因深受病人好評，而成為京城裡遠近聞名的「老」中醫；他只有中專和夜大學歷，但在他出診的六家診所，他的門診量和覆診率排在所有博士後和教授的前面；他從不用對外掛號，但每天的幾十個號，提前三個月就已被搶先約滿；找他治病的，既有京城裡坐著豪車的達官貴人，也有從雲南、上海慕名而來的黎民百姓。
「我相信天分，尤其是學中醫。」儘管如今擁有中華國醫名師、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等多個耀眼頭銜，但關慶維坦言，學中醫很難，早年自己的成功，更多得益於跟眾多的名醫學習和沿襲自家祖傳的驗方。
背負家族使命 懸壺濟世
關慶維出身於著名的中醫世家，是國醫泰斗關幼波的嫡傳弟子。關慶維不到六歲就在父親關幼波的教導下啟蒙學醫，幼承庭訓，但那時的他，對中醫還只是懵懵懂懂。關慶維是家裡的老小，由於家庭出身原因，文革期間，他的哥哥姐姐既不能當兵，也不能學醫。而父親關幼波，也被下放到北京毛紡廠挑廢料。
儘管內心一直對藝術有興趣，但兄弟姐妹都不能從醫所帶給他的家族責任感，又讓關慶維最終選擇了學醫。1981年，關慶維從北京中醫藥學校的中藥製劑專業畢業，分到同仁堂做質檢。但七年後，28歲的關慶維，又選擇了另一條與其他同學完全不一樣的道路，到一所民辦大學業餘學習中醫臨床專業，由研究中藥製劑改為當中醫。五年後，他如願以償，成為了一名中醫。
摒棄西醫思維 方為大師傅
儘管深受患者好評，但中間關慶維仍多次想過放棄從醫，因為當時國家對中醫的評價體系，並不重視療效和臨床，而更多的講究考試和學歷。夜大畢業的關慶維，那時常感覺難以走入主流舞台。然而，「也許我生來就是要做中醫的人，在成長的經歷中，總會不斷出現這樣或那樣的人和事，推著我沿著中醫的道路一步步向前走」。
關慶維如今帶著六個徒弟，但他認為，中醫並不是可以通過一本書，一個論文就能傳給人的。中醫是活的，需要融會貫通，真正要學會如何動態用藥與天地人恆動觀的思維模式，對患者進行個性化治療，可能要二、三十年的積累和實踐。他說，現在內地用西方的科學體系和文化統領中醫、中藥，能否跳出西醫思維門檻，是可否成為一名好中醫的關鍵。
崔慶利：收徒重精英 不要第二名
「當著同仁堂領導我也敢這麼說，我今天能有這樣的業務水平，是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努力自學的結果。我沒上過正規大學，也不是專科畢業，但我經常和中藥打交道，書本是我的老師，身邊同事也是我的老師。」進門剛坐下，直言快語的崔慶利，就自我介紹了起來。早在三十歲剛出頭時，崔慶利已身為北京傳統中華技藝技能傳承大師，但回首往事，他卻由衷地說，現在每當想起早年那刻苦學習的勁頭，自己都想要掉眼淚。
崔慶利出生於醫藥世家。1979年，16歲的他接了父親的班，到同仁堂前門大柵欄藥店上班。最初，崔慶利是由老師傅帶著，主要負責在庫房裝卸貨。但是只要裝完貨，一有空閒，他就會抓緊時間看書學習。崔慶利坦言，學習是枯燥的，而十六七歲年紀，也正處在愛玩的年紀，但他卻拒絕了同伴們的邀約，選擇了埋頭苦學，因為那時的他，已清楚地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勤奮兼好學 多揣摩問人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那些年，每週一、三、五晚上一下班，如飢似渴的崔慶利就騎上自行車，到十幾公里外的工人俱樂部，參加中藥學和方劑學的培訓班；每周二、四、六的晚上，他又會到另一家培訓班，學習中醫基礎學和針灸學。那些年。不管夏天多熱，冬天多冷，他都沒有缺過一堂課。
那時崔慶利的工資只有十九塊零七分錢，但他還是硬擠出錢來，自費去學習。下課回家後，他也看書學習，經常一看就看到凌晨一、兩點鐘。因父親年紀大神經衰弱，有燈睡不著。崔慶利就拿著書，到胡同口的路燈底下看書。那時的崔慶利，可以說是書不離手。崔慶利形容，自己那時是單調不乏味，寂寞不孤單。「要想繼承，不背書可不成。」除了看書，崔慶利還在藥房和家裡活學活用，琢磨中藥，有時書本和實際知識會有很大差別，他還需不斷揣摩比較和向人請教，才有今天的成就。
名師出高徒 六徒皆稱冠
在藥店時，崔慶利帶過六個徒弟。但是，自己曾連續榮獲北京中藥調劑技術大賽第一名的崔慶利，對他帶過的徒弟要求，和別的師傅不太一樣，他說，他的徒弟在大賽中只能得第一，不要第二名。功夫不負有心人，崔慶利帶過的六個徒弟都相當賣力，在不同大賽中都分別得了第一名，沒有第二名。
趙小剛：實踐積累 邊幹邊學方成器
17歲中學畢業去當兵，21歲成為中醫藥學校實驗課的教學助理和學校裡的旁聽生，24歲進入同仁堂藥材倉庫，去年，作為中藥大師，接受了五位徒弟拜師和敬茶，趙小剛的人生經歷，就和他的名字一樣，在不斷學習中成功。
1981年，21歲的趙學成從軍隊轉業分配到北京中醫藥學校。他每天的工作是為講課的老師按藥材名稱準備樣品。這是他人生第一次開始正式接觸中藥，也是在那裡，他遇到他中藥生涯的第一位師傅，教中藥鑒定的于老師。那時趙小剛對中藥完全還是門外漢。有一天，于老師和他說，「小趙，你不能一輩子老幹這個工作啊。」於是，趙小剛成為了學校裡的「學生」。
隨師邊採邊問 強中藥基礎
「雖然我那時不用應付考試，但卻比所有那些十幾歲的學生們問題都多。」中醫藥學校還保留著每年到山上實習採藥的傳統。「那時，我總是跟著于老師邊採邊問，製作植物標本。」中藥是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趙小剛說，那幾年他打下的中藥基礎，直到今天還令他受益匪淺。
1982年，用功的趙小剛獲得學校推薦，到中國藥材公司在山西辦的中藥中專班學習兩年半。這次是趙小剛第一次對中藥進行系統的學習。課餘閒暇，好學而有心的趙小剛，還與來自全國各地藥材公司的同學們一起交流識藥、辨藥的小竅門。每年暑假，他依然回到北京中醫藥學校，跟學生一起到八達嶺附近的山上實地採藥。
鼓勵學生發問 重解疑答惑
畢業後不久，趙小剛進入同仁堂倉庫藥檢科當質檢員。「吃苦是福。」自認為嗅覺靈敏、神經末梢比別人發達的他，初到倉庫時面對上千種原材料，已是無從下手，更何況，即使是同一種藥材的原料，也講究和區分火候、長短、厚度等，但他不怕髒累，為了看貨，經常爬上幾米高的貨堆，遇到不認識的就放到口袋，回頭問老師和自己看書研究琢磨。他說，造假手段五花八門，做事首先是對自己負責。
認藥容易，識藥難，但辨藥更難。已身為中藥大師的趙小剛，現在帶著五個徒弟。每次給徒弟們上課，趙小剛的教學方法都與眾不同，沒有教學大綱，沒有講義教材，每次上課要求徒弟們帶著問題和實物來，他針對問題「敞開說，解疑答惑」。那麼，這樣學三年能不能出徒呢？趙小剛說，帶三年，時間太短，只能起一個促進作用，藥師屬於技能型人才，關鍵是要大量實踐積累，邊幹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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