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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范龍佩這個名字，很難想到他會是比利時首相。資料圖片
王兆貴
漢字與拼音文字不同，不僅僅是識別符號，而是在象形基礎上的表意文字，很容易讓人望文生義。由漢字組成的人名更是這樣，除說出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外，還寄託著取名者的希望，給人以美好的聯想。外國人取中文名，自然也要滿足這幾個要求。
出生於英國的史學家喬納森．斯賓塞，由於仰慕司馬遷，取了個中文名叫史景遷。如果不了解底細，你沒準會把他看成中國人。再如，荷蘭作家高羅佩、美國作家賽珍珠，中國味就更濃了。即便時下，你如果初次看到費正清這個名字，大約不會想到他是哈佛大學教授，看到范龍佩這個名字，很難想到他會是比利時首相，看到夏侯雅伯這個名字，也不會想到他是北約前秘書長。
近些年來，到中國求發展的外國人多了起來，他們一般會取一個自己喜歡的中國名，有些老外在中國不僅混得臉熟，名頭叫得還挺響，如加拿大人大山，央視主持人愛華，被稱為「中國通」的安凱彬、畢白麗，還有活躍在中國文娛舞台上的的郝歌、容小婷、李霽霞等等。
即便是由外文翻譯過來的中文名，也要體現不同文化特色的兼容性，讓國人看了，既像外國人，又有中國味。若你仔細考究起來便會發現，有不少外國人名譯為中文後，儘管還留有些許洋氣，但不可避免地帶有漢化的痕跡。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來華的外國友人都有中文名。如新西蘭人艾黎（Alley Rewi）、加拿大人白求恩（Norman Bethune）、印度人柯棣華（Kwarkanath S. Kotnis）、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英國人丁樂梅（Edwin. J. Dingle）等，無不帶有中國味。李約瑟這個名字，打眼一看便知是中西合璧的典型。以78歲高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Albert Schweitzer，譯為史懷哲當然也不錯，但考慮到他既是德國的哲學家、神學家、醫生，又是一位澤被非洲的人道主義大師，譯為施韋澤似乎更切合他的人文風範。
譯名要有不同文化特色
在我國大陸，外國人名的翻譯主要是以《英語姓名譯名手冊》為通例，遵循「音譯為主、名從主人、約定俗成」三原則。外國首腦政要的譯名，一般是由《參考消息》譯名室完成，不可隨便翻譯或更改。之所以會出現不同譯名，一是兩岸三地及其他華語地區各有自己的譯法，二是媒體來源不同先後出現了不同譯法，三是在一些舊文獻中仍保留著原始譯名。在王國維譯著中，您如果遇上了白衣龍，很可能不知「先生為何許人也」，憑直覺還會把他看成神話人物，因為他老人家如今被通譯為拜倫。同樣的情況還有：盧騷即盧梭，汗德即康德，柏庚即培根，海額爾即黑格爾，基開祿即西塞羅，毛差德即莫扎特，雅里大德勒即亞里士多德……這些都屬於舊譯，現今不再使用。
在東南亞華語地區，同一個外國人會有多種不同的譯名。美國前總統RonaldWilsonReagan，我國內地譯作里根，香港譯作列根，台灣譯作雷根，新加坡則譯為李根，後者聽起來更像中國人。從兩岸三地為外國人譯名的習慣看，台港澳地區一般會從百家姓中選擇相應的姓氏，實在對不上號，也會選擇一個表意相對妥帖的漢字；大陸則盡可能把外國人同中國人區別開來，給人的第一感覺就要像外國人。美國國務卿Hillary Clinton，大陸譯為「希拉里」，台灣與香港則分別譯作「希拉蕊」、「希拉莉」，一看就知道是女人。在香港報紙上，當你看到「戴卓爾」這個名字時，很難把她與「撒切爾」劃等號，因為讀音相距甚遠。同是這位女首相，在台灣則被譯為「佘契爾」。比較起來，港台地區的譯名更像中國人，大陸譯為「撒切爾」，字面上看有甩刀子的意思，很有一些「鐵娘子」的味道。
有些譯名，即使譯者無意，觀者也能讀出其中的情感色彩，如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男女主角的名字，聽起來就像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樣，很自然地會感覺到這是多麼浪漫的一對兒。而希特勒、墨索里尼這樣的外國人名，中國的老百姓一聽就像壞人。媒體在進行報道中，有時也會借用外國人譯名做文章。1948年美國駐華特使馬歇爾奉命回國，被派到南京接替其職務的是華萊士。當時某大報運用「回文」手法，以「馬歇爾歇馬華萊士來華」為標題進行了報道，正讀反讀皆通，至今仍為報界稱道。
在華的外國人取個中文名，以便更親切地跟中國人打交道，這已經不是新鮮事。就像當年有些中國人喜歡起外文名那樣，現今已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喜歡取中文名，特別是那些來中國搞交流、求發展的外國人，起中文名已經成了慣例，而且名字更加講究。這件事本身也許說明不了太多的問題，國人也沒必要因此沾沾自喜，但在這個現象背後，卻可以感受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以及中國文化的滲透力和包容性越來越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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