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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曾國藩書信、公函對「天津教案」的敘述差異為例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寫作日記、書信、公文，儘管記載同一事情，由於文類不同，總有一些差異。即使同樣是書信，寫給父母、兒女、上司、鄉人、晚輩等不同對象，信件自然也各有特色。處理歷史材料，當然也要留意這個問題。
同治9年（1870年），傳言天津教堂拐買幼童、虐殺嬰兒、挖眼剖心。及後，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y Fontanier）槍傷天津知縣隨從，天津民眾憤而殺死法國領事、神父、修女、信徒多人。法國以軍艦相逼，要求中國嚴懲涉事官員、兇徒，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1811-1872年）處理事件。筆者查閱曾國藩書信、公文，注意到他在不同著述中對「天津教案」的評價頗有差異，正好拿來作為拿捏歷史材料方法的示例。
對天津民風的看法
同治9年6月11日（注：下文日期均用農曆），曾國藩發布〈諭天津士民〉函，信件稱讚天津市民「民皆好義，各秉剛氣」，自己對此「心竊嘉之」。文章認為觸發「天津教案」的原因是津民「好義而不明理」、「誤用之，則適滋事變」，但曾始終認為天津市民只要好好保守「好義」的本質，仍然可以「挽回後日之令名」。這封信件旨在安撫津民，措辭委婉。6月23日曾國藩的奏摺，也有「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的字句，似乎曾國藩對天津民風頗有好感。
可是，查看在此之前，6月4日曾國藩寫給兒子的信，原來早就表示了他認為「津民習氣浮囂」的基本觀感。7月23日，他寫給軍機大臣寶鋆的信，也說天津民情「囂張如故」。另一方面，在曾國藩天津教案前後的家書和私人書信中，找不到他對天津文風褒揚的話。這個情況反映了曾國藩在書信、公函裡對天津民風的評價不一致。自然，相對於公函來說，書信，特別是家書對人物事件的評價較少避諱，比較能夠「講真話」。據此可以認為，「習氣浮囂」更可能是曾國藩對天津民風的真態度。「民皆好義……心竊嘉之」不過是「講官腔」而已。
對天主教的看法
6月23日奏摺，曾國藩說「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天主教本係勸人為善……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8月28日他的奏摺卻說「天主一教，屢滋事端」，「法人之天主教，但求從教之眾多，不問教民之善否」，「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
當然，這兩封奏摺前者講天主教的教義，後者講天主教招攬信徒的方式和教士庇護教民，兩者的內容不是談及同一個平面的問題，不能夠貿然認為曾國藩的話自相矛盾。然而，他在11月1日寫給同鄉──也是湘軍將領彭玉麟的信件中，卻坦誠指出6月23日一疏是「偏袒護天主教，既乖正理，並違本心。」曾國藩在信中清楚表明自己當日對天主教的若干肯定是違心之辭。他對天主教的真實看法，應以8月28日奏摺和11月1日書信的「貶評」為準。
對涉事府、縣官員的看法
曾國藩在6月23日的兩封奏摺，以及6月24日給法國使臣的覆函都指出：「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係官府不能化導於平時，不能預防於先事」、「府縣事前既不能防範，事後又不能速拿兇徒」，因此他決定把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革職，「以示懲儆」。可是，在6月24日寫給長子曾紀澤的信，他卻自責地說「二人俱無大過，張守尤洽民望。吾此舉內負疚於神明，外得罪於清議，遠近皆將唾罵。」7月2日，他寫信給同鄉湖南長沙人鄭敦謹，再次強調自己「深自愧負，則尤在府縣下獄一事」，更說自己「首興冤獄」！可見曾國藩根本不認為府縣應當治以重罪。
終於，8月28日，在「懲儆」天津府縣的兩個月後，他捺不住良心的責難，寫了一封〈奏陳悔劾天津府縣並津案事出有因〉的公函，坦言自己由始至終都認為「府縣本無大過」，當日的決定不過是「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參看他6月24日的家書，更可體會曾國藩的痛苦由來有自。9月11日，他寫了許多書信，其中竟然14次出現「內疚神明，外慚清議」八字，這都是針對自己懲處府縣一事而言的，且引以為終身悔疚。
對崇厚的看法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1826-1893年）在天津教案之前，已先後參與清廷與普魯士、丹麥、荷蘭、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約章簽訂事宜，與洋人交往的經驗實在較曾國藩豐富。在曾國藩6月24日的家書中，也說「余自來津，諸事惟崇公之言是聽。」可見曾國藩剛抵達天津的十來天，十分依賴崇厚的外交經驗。
曾國藩在與天津教案相關的奏摺裡，沒有講過他和崇厚的合作問題，也沒有對崇厚作任何評價。雖然如此，他的書信卻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自己對崇厚愈趨不滿。
6月21日，曾國藩家書說：「崇帥事事圖悅洋酋之意以頤和局，余觀之殊不足恃。」6月24日家書：「不得已從地山(崇厚)之計，竟將府縣奏參革職，交部治罪。」6月29日家書：「以前為崇公所誤，失之太柔，以後當自主也。」7月2日曾國藩給鄭敦謹的信，指出法國使臣「欲令府縣抵償人命，國藩堅持不允，崇帥懼以此開釁，力請奏交刑部。」這幾封私人信件，反映了天津教案公函中較少看到的清廷官員協作的磨擦。這些材料，對於理解晚清執事官員決策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除上述四點外，還可以舉出的例子有：曾國藩在天津教案公函未曾提及自己的名譽，而在他6月17日的家書則說：「余所辦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見譏於清議。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謗亦聽之耳。」反映了他處理此案，早有招致罵名的心理準備。又如7月12日家書說：「拿犯80餘人……其認供可以正法者不過7、8人，餘皆無供無證，將來不免驅之就戮。既無以對百姓，又無以謝清議。」7月16日，曾國藩日記寫道：「堅囑拿混星子及水火會」，似乎想拿「莠民」充數。這都是在公函中找不到的話。限於篇幅，這裡就不一一枚舉了。
我想說的是：如果能夠充分掌握歷史文獻，只要不厭其煩地按時間順序把材料排列起來，參照並對讀不同文類、文體、不同觀點立場的文字，其實不難看出其中的差異。其實最困難的是──譬如說，如果曾國藩的書信沒有留下來，只剩下他的奏議──我們是否能夠有所警惕，注意到材料的隱晦其辭，或者言不由衷之處呢？
再者，所謂「充分」的歷史文獻，只能夠是個相對的觀念。這時候，更重要的，是讀史時要抱有謹小慎微的心態，同時要注意文章作者站在甚麼立場說甚麼話──是否有些話特別想說？是否有些話不能說、不是這個身份說、不是這時候說、或者不想說？是否有「造假」的意圖？記述者的記憶是否可靠？材料的版本是否可靠？流傳過程有沒有被篡改的可能？是否能夠做到「文獻互證」？等等等等。
於是，我們還是回到老生常談的學術原則：「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那怕是文章少寫一些，寫得慢一些，也不要作「大話空言」。
做學術判斷，寧願傾向保守一些。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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