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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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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錯失良機的遺憾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2-11-20]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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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譜寫出的歷史。 網上圖片

鄧忠強

 十五世紀之初的中國,出了一位大航海家鄭和。他在幾近30年的時間裡(1405-1433),七次率領大型船隊出訪了當時亞非30多國家和地區,跨洋逐洲,足跡遍佈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和紅河沿岸,最遠處甚至抵達非洲東海岸。1431年,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時,曾刻石紀碑,述其盛況說:「自永樂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歷……大小凡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視諸夷城,迥隔於煙霞縹緲之間,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波犯瀾,若歷通衢者……」此言的確不虛,當鄭和的龐大船隊在南海、印度洋上穿梭往來之時,歐洲的航海探險還遠未開始,鄭和七下西洋不僅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洲際航行,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創舉。

 與明代鄭和的遠航相比,從時間上看,1492年西班牙水手哥倫布的橫穿大西洋之行,晚了87年;1519年葡萄牙人麥哲倫的第一次環球航行,晚了一個多世紀;從航行規模和裝備條件上看,西方人也是望塵莫及。鄭和每次出航,官員、軍隊、隨員、水手和雜什等各類人員,總在二萬七千人左右。作為主力的寶船就有數十艘,每艘噸位在2000噸—3000噸之間,再加上馬船、糧船、坐船、戰船等,多達200艘;而且船上還配備了當時最先進的羅盤和航海圖,完全是一支裝備精良的大規模遠征軍,堪稱當時世界一流。相形之下,西方航海家的境遇就顯得十分窘迫,哥倫布只有三條不大的帆船,旗艦才130噸,另兩艘加在一起才150噸,水手總共90名;麥哲倫率領的也不過五條三桅快帆,水手265人,對於鄭和的龐偉船隊而言,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應該說,歷史老人最先給予了中國征服海洋的有利機遇和條件,然而實際的結果卻是歐洲獲取了征服海洋的全部成果。歐洲探險家以少得可憐的水手和裝備簡陋的船隻,完成了偉大的地理發現,開闢了從歐洲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路,從而對整個歐洲的經濟、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影響。商業、航海業、工業出現了空前高漲,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繼世界性地理大發現之後的幾個世紀中,歐洲人向世界各地推行著他們的文明,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發生了極為關鍵的轉折。當然,鄭和下西洋突破了封閉地理環境的隔絕,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加強了中國與南洋各地的聯繫,開創了華僑開發東南亞的新時代,促進了中國和亞非許多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可說是功不可沒,光耀千秋。而且鄭和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和偉大的人格力量,還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並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具有特殊意義。但是,以鄭和時代舉世無匹的航海實力,且起步又早,卻沒能營造出改變世界的大格局,沒有為中國社會的前進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方法,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深深的遺憾。

 同樣是面對蔚藍色大海的呼喚,為甚麼歷史的契機最先給了中國人,卻又在鄭和的艦隊前一閃而逝?

 這不得不從鄭和航海的政治背景中去尋求答案。原來,明成祖朱棣的帝位來得並不怎麼光彩。他是借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兒建文帝朱允炆(即明惠帝)手中奪得皇位的。但據說最後朱棣攻入京都時,「宮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終」,「或云由地道出亡」(《明史.慕閔帝紀》)。惠帝究竟是死於兵火還是出走,成了懸案。這使朱棣耿耿於懷,感到難以安坐皇位。《明史.鄭和傳》第一句話就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可見朱棣派鄭和出海,一則為了搜尋建文帝的下落,解開心中疑團;二則又可揚威海外,播德天涯,造成一種「萬國來朝」、「四夷賓服」的盛大局面,達到穩定人心,鞏固皇位的目的。這表明鄭和下西洋本質上只是一種政治遠航。在其艦隊背後,是一個有著近二千年歷史的高度穩定而安詳的封建社會,高度自理的封建經濟無須太多的貿易往來和向外擴張,由於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加上長期積澱的「天圓地方」、「重陸輕海」的思維模式,所以人們的目光難以雄視萬里,超越千古。而鄭和作為一個宦官,不過是為皇權所左右的一粒宣示國威的棋子,明政府要他出航,他就起錨,要他停航,他就落帆。既沒有肩負擴張的使命,也沒有身受黃金的役使,個人的天才完全被僵硬的皇權所窒息。這當然不止是鄭和個人及其事業的不幸,也是整個封建時代造成的悲劇。

 而歐洲人後來居上,贏得了「歐洲地理大發現」的巨大成功,是因為他們的遠航帶有強勁的、持久的、不斷要求前進的和近乎嚴酷的驅動力,即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存發展而向海外擴張。在這種征服海洋的過程中,儘管伴隨著野蠻的屠殺和無恥的掠奪,但在客觀上,卻加快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那種出於政治需要的遠航儘管聲威顯赫,卻不能與西方這種強大社會經濟槓桿作用下的遠航相比,因而,鄭和之後,再無鄭和第二,隨著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途中病逝,中國邁向遠洋的偉大壯舉,頓成絕響。喪失了開國初期雄武風流的明政府轉而閉關鎖國,固守陸地,不僅給中國封建社會官方的對外交往活動劃上了一個句號,而且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正如黑格爾所說:「中國人轉過身去背對著海洋」,而這種徹底「禁海」的結果(當然還有思想禁錮),勢必使老大的中國封建王朝不僅不能成為新世界的發現者,而且還使自己無可奈何地淪為被發現者。

 中國人本來具有充分的優勢,惜乎錯過了好多歷史的契機。彪炳史冊的鄭和,他的功績值得我們驕傲,他的失落,則是時代的不幸。人類的一切進步,都首先歸結於眼光的超越。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願今天處於新世紀的國人,能夠以嶄新的思想和精神去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從而使中國在世界格局的大發展中進一步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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