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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莊 法學博士
3月24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談話中表示，香港社會應當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達成兩個最基本的共識：一是行政長官最基本的條件；二是行政長官普選最基本的法律依據。面對反對派步步進逼，罔顧本港的憲制基礎，如何使香港社會形成有關行政長官普選的共識行之不易，建制派議員應率先達成共識，同時要為廣大市民建立「對抗中央將導致政局不穩」的風險意識。為化被動為主動，特區政府亦應調動體制內的積極因素和資源，使香港社會盡快形成喬曉陽所說的兩個共識，讓「老百姓心中有桿秤」。
《尚書．說命中》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現在喬曉陽把這個道理講出來，知之不難，但如何使香港社會形成共識，卻行之不易。
正因為行之不易，喬曉陽選擇在深圳先與立法會內的37名建制派議員座談，自然是希望他們自己先形成共識，然後推而廣之，逐步形成社會共識。但座談之後，有的議員卻迫不及待，慌不擇言，各作解讀，香港媒體也眾說紛紜，發生了喬曉陽到底講了甚麼話的問題，中聯辦只好在3月28日公布全文。
筆者認為，為了形成共識，建制派議員應當首先形成共識。他們是支持「一國兩制」、擁護香港基本法的，又是選民選出來的，應當比較容易形成共識。例如喬曉陽在講話中也表示，廣大香港居民是愛國愛港的，如果再一次選舉，也可以把與中央對抗的人選下去。但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他提出了「如果行政長官與中央對抗而導致政局不穩」的風險承受問題。對此，建制派議員們建立這樣的風險意識是有必要的，享有普選權的香港廣大市民建立這樣的風險意識也是有必要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建立這樣的風險意識，才有可能避免出現這樣的風險。
特區政府適當回應免陷被動
目前香港反對派步步緊逼，強迫特區政府無論如何立即展開政改諮詢。但對特區政府為何不馬上諮詢，有關官員相對無言，失去話語權，這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是不利的。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展開諮詢，以失敗告終的風險也是存在的。誠如喬曉陽指出，「大家對當前香港局勢的憂慮，我感同身受。」現在「普選問題已是滿城風雨」，為了避免政改受到挫敗，喬曉陽預先提出兩個共識問題，既是對政改未能馬上啟動的說明，也是對特區政府開展諮詢前的引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喬曉陽的話自然也是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講的。
眾所周知，在中英談判期間，中英兩國政府都對香港公務員的素質有很高的評價。有人說，內地的人才在公務員隊伍內，新加坡也是；但香港的人才在商界。對此筆者不敢完全苟同，香港商界當然有第一流的人才，但任何一間商業機構的人才都比不上政府，否則政府每年二三千億港元的經常性開支豈不是浪費了？納稅人的錢豈不是白花了？
但也不能否認，回歸以來香港公務員的總體表現未孚眾望，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有思慮不周之處，尤其是面對反對派的非理性的甚至是非法的責難和挑戰，未能作出適當的回應，往往陷於被動。在政改問題上，現在是行政長官和有關部門首長調動公務員體制內的積極因素和有關資源，使香港社會形成上述兩個基本共識，讓「老百姓心中有桿秤」的時候了。
普選無共識 方案原地踏步
當然，喬曉陽的話也是對香港反對派講的。中央清楚知道，香港反對派不尊重憲制，這是香港反對派與西方反對黨的根本差別。中央也清楚認識到，反對派中要與中央相對抗、你死我活、魚死網破的到底還是極少數，但他們這一小撮人及其傳媒都會挑動不完全知道真相的一般群眾墊背。因此，喬曉陽希望「他們放棄與中央頑固對抗的立場，回到愛國愛港的立場上，並以實際行動證明不做損害國家利益、損害香港利益的事情，當選行政長官的大門還是打開的」。為此，他還將對抗中央與不喜歡共產黨、不喜歡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少人相區別，明確表示中央所不能接受的只是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回歸以後中央從未要求香港對某一問題有共識，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卻不然。根據政改「五步曲」，如果香港社會沒有共識，有關方案就不可能通過，就只能原地踏步。中央和香港特區在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就會落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吸取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在最基本的問題上越早形成共識越好。
最在春秋時期，墨子及其後學就提出《尚同》上中下篇，認為社會對最根本的「是非善惡」問題，如果不能「以尚同為政」，形成共識，就難免「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由此觀之，喬曉陽的話，實深得《墨子．尚同》之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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