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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強參加北京市政協會議。 本報北京傳真
作為一個民族學者，他30餘年如一日，用執著的民族情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研究滿族語言和精髓，他搶救滿文，只為留住一把打開歷史真相的鑰匙。他是周總理親批，在那個特殊時期採用特殊方式培養出的特殊人才。作為全國社會科學院系統中唯一研究滿學的研究所所長，他一當就是15年，曾被稱為年輕的「老」所長。在接受本刊專訪時，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社科院滿學研究所所長趙志強表示，北京是中國滿學研究中心，應盡快把滿文作為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遺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委員會申請加入世界文化遺產。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凱雷
特殊年代入故宮攻讀滿文
如今，世界多國學術機構都對滿文有專門研究，而趙志強領軍的「中國隊」已將滿文研究推進到滿學研究，並把中國內地研究滿學較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共同推動滿學這一新學科的創建。
而這一切，緣自周恩來總理的囑託。上世紀70年代，會說滿語、寫滿文的人日漸稀少，一旦滿語滿文人才斷檔，就意味著清朝皇家的200餘萬件滿文檔案無人解讀。當時周總理批示，要求在北京專業研究滿語滿文的人才要達到30個，當時在北京只有9個人。為此，北京故宮博物院遵照周總理批示，開辦滿文幹部培訓班，學員是特准從北京、新疆、黑龍江等地招收的21名應屆高中畢業生，趙志強以優異的成績成為其中一學員。
1975年，「文革」尚未結束，出生於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趙志強，平生第一次離開家鄉，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特殊時期的特殊人才
來京前十年，趙志強住在故宮，專心埋頭學習滿文。他說，「我們這個班的老師都是大家，像王鍾翰先生、戴逸先生、馬汝珩先生、劉炳森先生等，有周總理的囑託，中央非常重視這個班，我們也不敢有絲毫懈怠。」傳承老師的教導，趙志強亦十分注重對細微史料的考證，曾多次到東北、內蒙古、新疆等地區進行實地考察。歷史學家王鍾翰、戴逸先生都曾對趙志強的治學和研究有過頗高的評價。
在故宮檔案堆裡工作了16年，他對滿文特別敏感，哪裡寫錯了，別人看不出來，他一眼就能看出來。2009年，作為審閱《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的專家，當這套20卷精裝本樣書剛放到桌上，趙志強就以他雄厚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滿文感覺，一眼就看出書的封皮上滿文之錯誤，接著又連連發現錯處，他的迅速和精準，除了博得一片喝彩，還得到參評審專家們的一片讚譽。
特殊人才的特殊貢獻
歷史的機緣巧合讓趙志強感歎自己的幸運，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內從階級鬥爭為主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鼓勵開發利用明清檔案為社會服務，剛剛畢業的趙志強一天也沒有耽誤，立刻就步入學術研究。
在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趙志強從事滿文檔案整理、翻譯和研究工作，埋首於浩如煙海的清代文獻資料中，翻譯出版大量書稿。「《滿文老檔》的整理出版大大促進了清史滿學研究，若是以往，這些檔案都還在庫房裡『睡大覺』，社會上也很少有人問津。包括給外交部翻譯《俄羅斯檔》，目前中國社科院正準備整理後公開出版發行。」他說。
隨著《滿文老檔》的出版，滿學研究跨入了一個新的時期。1991年3月，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成立，6個月之後，趙志強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調入該所，1996年擔任副所長，1997年擔任所長，在這個崗位上一幹就是15年。在全國社科院系統，趙志強所在的滿學所是唯一的專門研究滿學的機構，也是學界公認的滿學領域權威。
開闢錫伯族研究新時期
多年以來，趙志強帶領滿學所組織召開了多場高層次、較大規模的學術會議，自1992年以來，滿學研究所約舉辦了12次較大規模的學術會議，其中以趙志強為主舉辦的就有7次。
在一次參加黑龍江大學的學術研討會時，來自伊犁師範學院的中國錫伯語研究中心主任在講到歷史上對錫伯族的研究時，盛讚趙志強和同事做出的成績。他認為，以趙志強為代表的對錫伯族的研究，絕對是錫伯族研究領域中一個開天闢地的新的發展時期。趙志強將《錫伯族檔案史料彙編》先後出版錫伯文版和漢文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亦對此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研究民族史第一部最完備最系統的歷史資料。
趙志強還出版了《舊清語研究》、《清代中央決策機制研究》兩部學術專著，發表了學術論文六十餘篇。另外，還有合著三部、合作編譯史料三部。趙志強的論著，基本上是利用滿文檔案為原始資料，對清朝歷史深入探究，其中，施政建設、教育體制、廉政機制等方面的利弊關係對當今社會也頗有借鑒作用。這一點，使滿文滿語的研究不僅具有了歷史價值，更有了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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