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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氏民調」定期會進行特首的支持度調查，但有關民調卻在調查方法上挖空心思，以達到玩弄民意，故意貶損特首民望的效果。在最新一期民調中，「鍾氏民調」指特首梁振英得分為47.5分合格，並由此得出了所謂行政長官「表現失敗」的結論。但仔細分析民調的數據，卻發現在998名受訪者中，當中逾60%受訪者給予梁振英50分或以上的合格分數，人數為615人。之所以出現所謂得分只有47.5的結果，實際是因為有91人給予極端的0分，如此一來，自然將平均分大幅拉低。結果出現了多數人給特首合格以上分數，但卻出現了特首評分不合格的荒謬一幕。連被認為親反對派的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都指結論不能反映現實。
「鍾氏民調」在特首的支持度調查存在多個學術上的「硬傷」。一是外國的類似調查，基本上只會問受訪者支持或不支持某人擔任行政首長，問題簡單直接，但「鍾氏民調」卻兜了一個大圈，問受訪者如果明日投票，你會投，還是不會投梁振英一票？這種假設性問法不但將簡單問題複雜化，並且有強烈的導向性，令有關民調出現不利特首的結果。原因是梁振英在事實上已經成為了特首，但假設性的問題卻讓受訪者天馬行空地選擇特首人選(例如電影明星、各界別的精英翹楚等)。這種提問法等於以梁振英一人與所有潛在的政治人物以至其他界別的人士比拚，這樣的民調完全是對梁振英不公平。所以，外國的調查只會問你是否支持行政首長，就是避免令有關調查出現不公正。更離譜的是，在梁振英於2012年當選後，「鍾氏民調」在6月份的民調中竟然還在詢問受訪者，如果明天可以投票，你會否投曾蔭權一票？這種低級的錯誤間接說明了「鍾氏民調」的可信性和傾向性。
二是外國的類似民調主要是以用「支持」或「滿意」來訪問受訪者，而不會如「鍾氏民調」般使用評分制。表面上以支持率或評分來測量民意分別不大，但其實魔鬼在細節中。因為查問對行政首長的支持度，市民可以直觀地表示支持、一般支持或不支持，答案清楚易明，得出的民調自然較準確。但如果用評分結果便會截然不同。所謂支持度並非考試默書，可以準確的分數來評價，假如有一小撮人因為不滿梁振英，故意給0分；而一些支持者為表支持，給予100分，民調將這些數據整理並得出一個平均數，試問如何反映真確民意？就算是採用評分制的民調機構，也會同時向外公布數據的分佈，讓外界可了解真實的民意。但「鍾氏民調」一直拒絕提供給50分或以上和以下所佔的比率為多少，只公佈平均數，除了令結果變成瞎子摸象，更變相提供一個操控結果的機會。
三是外國民調機構一般只會鋪陳結果，不會以自己的政治觀點加以解釋，更不會以現時的政局來預估下次民調結果。但鍾庭耀卻經常對結果大發議論，對評分下跌借題發揮，似一名政治評論員多於民調負責人，這種做法明顯不符國際慣例，凸顯出政治傾向性。正如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直指「鍾氏民調」的最大問題是， 「如果有些人好不鍾意梁振英，給予零分，對平均的影響十分之大」。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直言：「有60%以上的市民覺得梁特首的表現是合格的，但港大民調卻只公布了不合格的47.5的平均分，這能夠客觀科學地反映民意嗎？這會誤導市民，造成盲人摸象，得不到全面的情況。」
證據2：違慣例提早公布結果為反對派告急
「鍾氏民調」另一個令人質疑的項目，是在立法會選舉期間進行的選舉滾動調查和票站調查，多次被批評為結果嚴重失誤，並且有配合反對派選戰部署之嫌。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鍾氏民調」對當中的三十五個地區直選席位作出了最少六席的錯誤預估。如在港島區，港大票站調查認為公民黨的陳淑莊當選「機會較高」，但最終結果卻是陳淑莊落選；在九龍西，票站調查推測民建聯的蔣麗芸當選機會不高，但最後她以該區最高票當選；九龍東黃洋達票站調查評估他當選「機會較高」，謝偉俊則只是「機會均等」，但最終卻是謝偉俊擊敗了黃洋達而成功當選。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也認為，鍾庭耀有必要檢討票站民調是否仍能準確反映民意， 「這個民調又是否有必要存在？」
值得關注的是，鍾庭耀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前夕突然一改以往的做法，由晚上九時及十時半向贊助調查的傳媒披露票站調查結果，改為日間及晚間各發放兩次，變相令到有關結果可能會影響市民的投票選擇及各政黨的配票。而選舉滾動調查也多次出現誇大建制派候選人民望的情況，最終卻與得票相差甚遠，被批評是為反對派候選人提早進行告急動員。
事實上，目前不少國家都對民調有一定的規管，特別是在選舉期間更有嚴格的規定，如法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盧森堡、巴西和南非都規定，在正式競選期間不准公布民調，正是為了避免有人利用民調來干擾選舉結果。對於「鍾氏民調」干預選舉，連立場親反對派的王岸然在《信報》也曾寫過一篇質疑文章，題為〈鍾庭耀疑似為泛民選戰服務〉，指出鍾庭耀每次在立法會選舉與反對派合作的民調，都是充滿政治目的的。文中說： 「鍾庭耀最偽善之處在於，要分段交付時間修改為到晚上八時始交給贊助者的同時，再表示下次考慮不再做票站調查。還自詡自己的行動，是為了喚起社會及政府關注票站調查不專業的問題云云......問題在於鍾庭耀並不是為什麼民調的專業獨立而戰，反而是為『泛民』今次的選戰利益服務而戰，這就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證據3：特首選舉關鍵時刻配合「白票流選」圖謀
鍾庭耀表示，民調是定期進行，並不存在在關鍵時候為反對派造勢的問題。但事實是，「鍾氏民調」多次在反對派策動政治行動時進行動機可疑的民調。如2012年特首選舉之時，鍾庭耀本來已有進行定期的候選人民意調查，但在投票日前兩日，鍾庭耀突然策動所謂「民間全民投票計劃」，舉辦引起社會廣泛爭議的「全民網上投票選特首」。
特首人選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的安排是由基本法規定的，鍾庭耀意圖以「全民投票選特首」干擾特首選舉，實際上是挑戰本港的憲制安排。而且，「全民投票」極不科學，在過程中漏洞處處。最令人質疑的，事前反對派政黨大力發起所謂「白票」運動，以迫使選委投「白票」令到特首選舉「流選」。鍾庭耀在系統設計及操作上，都是為推高投「白票」比率製造誘因。在本港各層選舉中，選票從來沒有所謂「白票」或「棄權」的選項，但鍾庭耀卻「匠心獨具」在投票上增加了這個選項。同時，市民在進行網上投票時，如果在短時間內不作選擇，就是自動撥入「白票」之內，這個設計明顯就有催谷「白票」的目的。在票站投票現場，當沒有其他投票人在場時，猶如「無掩雞籠」，票箱放置過夜，有心人要造假可說是易如反掌。這些安排都顯示其目的是為配合反對派的「流選論」製造虛假的民意基礎。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王卓祺認為，調查機構的規則確實出現缺陷，可信性大打折扣。立法會議員梁家騮認為，港大舉行的民間投票不科學，不是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同時又有團體鼓動市民投某個選項，影響市民意向。
證據4：協辦「佔中」 做球員又做球證
反對派去年開始發動「佔領中環」行動，連「佔中」發起人也直認是一場違法的「公民抗命」行動。「鍾氏民調」一方面直接參與「佔中」有關的活動，包括協辦「和平佔中商討系列」和「電子公投」，為「佔中」舉辦多場商討日，「鍾氏民調」更協助隨機抽樣邀請100位市民，這些人每人會有100元車馬費；另一方面卻為「佔中」進行民調。鍾庭耀並直認自己與反對派在「商議式民主」上有「共同理念」。
在反對派發動的元旦遊行後，鍾庭耀又再次站台為反對派發放「全民投票」的數據，呼應「佔中」行動。為了製造出「佔中」希望得到的結果，「鍾氏民調」在問題設定上明顯有強烈的引導性，提問的三條問題都是「佔中」的立場，包括：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以及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這些問題都有預設立場，例如第一條問題已經預設了現行提名委員會代表性不高的前設立場。「全民投票」的問題是先有立場，然後以正面詢問的方式要受訪者表達意見，結果令受訪者不知不覺下受其誤導，再加上答案只是以粗疏的「贊成」或「反對」二分法，可以預期大部分受訪者都會選「贊成」，這就是「鍾氏民調」常用的引導性伎倆。
在3月9日「佔中」秘書處於記者會上公布了與港大民研合作的一項民調結果，鍾庭耀身兼民調負責人和商討日舉辦者的雙重身份，竟然毫不避嫌的再次為「佔中」站台。這些都說明，鍾庭耀在「佔中」和「商討日」上明顯有政治傾向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為「佔中」進行民調，令人懷疑其公平公正性，當中存在着又做球員又做球證，「一邊拿錢一邊做民調」的問題，民調只是為「佔中」製造虛假的民意基礎。
證據5：利用反邏輯民調挑撥兩地關係
「鍾氏民調」過去就「一國兩制」、「身份認同」問題進行的民調都曾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批評。其中，在去年七一遊行前夕先後發表了兩個與兩地關係有關的民調。先是在6月4日發表港人對內地人民與中央政府的調查，得出「港人對內地人民及政府反感度急升」的結果。有關民調故意把香港人和內地人對立起來，和中央政府對立起來，這種分類方式，完全是一種帶有偏見的政治分類，香港已經回歸祖國，香港人就是中國公民，怎麼可能和自己的國民身份對立起來？及後，他又發表「一國兩制」信心評分調查，竟然得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淨值零分」的結論。其調查只是含糊其詞地問「你們對『一國兩制』有沒有信心？」如果五百個人說有信心，另外五百個人說沒有信心，有信心的比率，減去了所謂沒有信心的比率，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就是零，但這樣的結果怎可能真正反映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鍾庭耀在2011年發表的「身份認同」民調中，又指市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升至10年新高，但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就跌至新低。鍾庭耀在提供給「美國之音」的新聞稿稱：「這個發展，似乎與中國近年的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相信與經濟範疇以外的發展有關。」然而，鍾庭耀在有關民調再次重施故技，在問題設定上故意將「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讓受訪者在它們之間選一個，這樣的議題設置本身就「不科學」及「不合邏輯」。而且，按照政治常識，「香港人」與「中國人」不能並列，「香港人」與「廣東人」、「北京人」或「上海人」一樣，都在「中國人」的範疇之內。鍾庭耀此舉顯然是要將「香港人」和「中國人」對立起來，從而製造香港人不認同中國人身份的結論，挑撥兩地關係，針對中央。《蘋果日報》社論和反對派人士多次引用有關民調結果煽風點火。有關民調在當時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批評和質疑。
證據6：幕後資金諱莫如深 被揭外國「泵水」
一個符合學術要求的民調，對於資金來源一定要公開透明，讓外界了解當中是否存在利益衝突。然而，「鍾氏民調」與外國民調機構公開經費來源不同，對資金來源一向諱莫如深，過去多次被揭發收取外國的資金進行有關選舉、政制等敏感議題的民調。例如，在去年七一遊行前夕，鍾庭耀舉行所謂「全民公投」計劃，並且在早幾個月前已開始向外界籌款，但社會反應冷淡，在4個月的籌款期內只收到11,650元市民和網民的捐款，日均不足100元。本來在缺乏資源之下，「全民公投」將會胎死腹中。但到了5月22日，捐款增幅突然達到80萬元，總籌款額為811,650元，超過了既定目標。但鍾庭耀對於這筆神秘捐款的來歷一直沒有向外界透露。
2008年立法會選舉時，有傳媒揭發「鍾氏民調」收取「英國網絡觀察基金會」給予的5萬英鎊進行民調。根據資料顯示，成立於1996年的英國網絡觀察基金會是一個互聯網自律協會，負責監督英國互聯網上的有害信息並匯總，性質與「鍾氏民調」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卻大手筆贊助逾60萬港元給鍾庭耀，被質疑贊助另有目的。
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鍾庭耀及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陸恭蕙，均承認接受全美民主基金會（NED）及下屬「全國民主學會」（NDI）的資助。鍾庭耀當時還向傳媒承認，曾於2003年底接受NDI贊助，進行政黨發展調查，顯示鍾庭耀的部分調查經費是來自NED及NDI。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職能之一，是從事顛覆別國政權活動的財政資助，由於聲名狼藉，這筆基金變成由「中情局分店」的NED負責。令人質疑鍾庭耀在NED及下屬NDI資助下進行的民意調查，難有學術性和獨立性可言，民調亦往往偏幫反對派和抹黑建制派。
證據7：頻與政客西方特工「密斟」 毫不避忌
作為民調機構負責人，為保障民調的公信力和聲譽，理應自覺與政治人物保持距離，不應參與政治行動之中。然而，鍾庭耀不但為「佔中」站台，過去更與反對派中人過從甚密。2003年在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時期，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獨」組織「群策會」抓住時機，在2003年8月17日舉辦「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研討會，公然提出「香港應當爭取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中國與香港是兩個不同的獨立主權國家」的「港獨」宣言。本港學者大多對這個鼓吹「台獨」的研討會避之則吉，但鍾庭耀卻與鄭宇碩、劉慧卿、涂謹申等反對派政客和學者，成為研討會座上客。這個研討會與民調並沒有任何關係，但鍾庭耀卻以「民調學者」的身份與會，由此反映他們的關係。
鍾庭耀曾公開強調自己與西方勢力沒有關係，但在2011年11月香港特首選舉前夕，前港英布政司及英國老牌特工霍德曾秘密訪港，密會了一批反對派陣營的學者和幕後大佬，其中就有鍾庭耀，顯見在霍德心中，鍾與其他反對派大佬同等分量。更湊巧的是，霍德剛離開香港，鍾庭耀即對外公佈「民間直選特首」大計，對普選特首造成干擾。霍德是西方勢力在港的代表之一，回歸之後每當發生政治大事前，都可以見到霍德的身影，例如2003年七一反對派策動市民上街，2005年政府政改建議方案被反對派以綑綁策略在立法會否決，以及2007年反對派協調陳方安生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等，事前事後都能覓到霍德蹤影。鍾庭耀如果真的是中立的學者，沒有政治立場，怎可能會得到他的青睞。
證據8：借港大及學術自由之名 掩飾為政治服務之實
對於社會各界對「鍾氏民調」科學性、資金來源的質疑，鍾庭耀一直以學術自由為名拒絕回應。在其他大學的民調機構都詳細交代調查方法之時，「鍾氏民調」依然高舉學術自由作擋箭牌。然而，「鍾氏民調」其實並不代表香港大學。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網站下有一行小小的文字：「本網站內一切內容與香港大學立場無關。民意專欄內的文章及民意平台內的言論及法律責任由作者自負，其餘內容則由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博士負責。」而民調計劃一直自負盈虧運作，雖然掛上港大之名，但港大也不會為其結果作出學術上的保證。如果除去了港大的光環，「鍾氏民調」不過是一個自負盈虧的民調機構，外界的批評和質疑不應與學術自由扯上關係。
根據港大就學術自由的定義，是「具專業資格的人士在他們勝任的範圍內探索、發現、發表及講授他所見的真理，除了鑒定真理的理性方法的管束之外，不受任何權力約束的自由」。「鍾氏民調」既然高舉學術自由的旗幟，理所當然要向外界交代其調查方法、資金來源、結果處理等是否符合「具專業資格的人士」標準，「鍾氏民調」一直拒絕回應外界質疑，唯一的解釋是心中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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