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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江鵬
讀中學時，教我們歷史課的李老師是西大歷史系八十年代的畢業生，記得那會課餘之際偶爾閒聊，李師便會講起他求學西大時的點滴。李師求學於歷史系，自然耳聞目見的多是當年西大歷史系的大牌教授。舊年人物，就這樣從李師的回憶裡淌進了半懂不懂的我的耳中。也正是在李師的追憶裡，自己才知道寫出《史記新證》、《漢書新證》等史學名著的陳直先生，解放後一直講學於西大。
如今在學界享有盛名的點校本廿四史之一的《漢書》，也是由陳先生主持，組織西大歷史系的師生們標點的。至今仍舊記得李老師在提及陳直先生時，充溢於神情之中的敬仰。記得那會兒李老師為我們開「中國古代史」課，講到漢高祖開國時。語鋒一轉，說起了自己當年讀書西大時，師友間盛傳陳先生每年臨近年關總要在校園裡踱來踱去默背《史記》《漢書》的逸事，令我們一幫毛頭小子無比驚駭和錯愕。畢竟，對於《史記》我們也僅僅只是在語文課裡學過《陳涉世家》，而且讀的還半生不熟的。對於世間竟然還有人可以背下來，自然是瞠目結舌了。
等到後來漸長，讀到《史記新證》時，在自序裡才知道陳先生十三歲時便開始從父親學習《史記》，此後每兩年便要閱讀一遍。而且在二十四歲時，就著成了《史漢問答》兩卷。陳先生對於《史記》如此用力，難怪到了熟讀成誦的境地。
其實，不僅僅是陳直先生。回溯民國以降的學林，對於基本典籍的熟讀成誦，基本上成了師者的絕活，而名師則尤其如此。如散文名家梁實秋在回憶老師梁任公時道「先生博聞強記，在筆寫的講稿之外，隨時引證許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有時候，他背誦到酣暢處，忽然記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禿頭，敲幾下之後，記憶力便又暢通，成本大套地背誦下去了。他敲頭的時候，我們屏息以待，他記起來的時候，我們也跟着他歡喜。」而與梁任公同在清華國學院任教的陳寅恪亦是如此，陳氏的表弟俞大維在回憶裡感慨道「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唸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
正是因為有了老師們擁有着這樣的絕活，又能循循善誘，示人以門徑，曉人以大道。當年的清華國學院學子們甫一走出校門，便成為了二十世紀後半葉叱咤學林的名學者，造就了令無數後來人敬仰的神話。
在如今這樣喧囂的世界，我們在追憶當年那些風采奪人的大學者時，不僅仰慕他們的人格，欽佩他們的著述，也同樣着迷於他們身為名師的絕活，那橫通古今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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