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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鍾洲
為了揭露真相，可以去到幾盡？這是戰地記者時刻面對的難題，對於遭殺害的美國記者福利而言， 為了報道戰區民眾苦況，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在有志於戰地採訪的記者看來，慘劇阻嚇不了對真相的探求，總有些事情值得付上生命。
說起戰地採訪，大家腦海中的畫面可能是某大國際新聞機構的記者，站在鏡頭前緊張地講述戰況，高談記者、攝影師及一眾同僚的危險經歷。然而，遇害的福利不是這種傳統戰地記者，他是自由撰稿人，沒強大團隊支援，也沒公司定期向他的銀行戶口支薪。
前年，美國戰地女記者科爾文在敘利亞遇害後，西方媒體開始從當地撤員。這並非個別事件，隨着社交網發展迅速，只要能在現場拍照和報道的人，都可成為記者，加上西方新聞機構為節省開支，僱用愈來愈多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依靠的搵食工具，可能只是一部手機或手提電腦，然後孤身在戰火薰黑的大地上跑新聞。
除了新聞行業，戰爭的演變也使自由身記者的角色更吃重，也把他們拋入更危險境地。以往國家之間打仗，有明確交戰區域，雙方士兵清晰可辨，記者採訪時可尋求本國軍隊保護，即使受傷也可獲妥善治療。然而當今衝突更多是國家與極端組織、或極端組織相互之間爭鬥，要獲取第一手新聞，記者必須自己深入恐怖分子陣地「攞料」。
如此一來，記者不但缺乏支援，被擄後性命難保。1949年日內瓦公約列明，與敵軍一同被擄的記者，應享有戰俘同等待遇。越戰後，相關條約再修訂，指獨立記者屬於「平民」。對於非國家行為體的極端組織而言，它們顯然不受國際條例約束，想殺就殺。
今時今日，要獲得資訊實在太容易。福利之死提醒世人，新聞看似很「cheap」；記者地位太低；報紙也不值得掏錢買......但再短的一條消息背後，其實有多少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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