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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鍾洲
法國《查理周刊》遭血腥恐襲，兩名疑犯原來曾牽涉中東極端組織，今次犯案顯然經精心策劃，有明確殺人目標和逃亡方案，有別於近年西方頻頻出現的自殺式「獨狼」襲擊，但執法部門對兩兄弟似乎疏於防範，多少反映了反恐措施再嚴密也好，也難防漏網之魚，這些有潛在恐襲圖謀的「計時炸彈」正一顆顆地引爆。
今次襲擊不尋常之處，在於兇手沒使用炸彈，也沒戰鬥至死，而是犯案後有計劃地逃去，這與過往「基地」組織恐襲模式明顯不同。如今焦點落在疑犯賽義德和謝里夫兄弟身上，他們是阿爾及利亞移民後裔，謝里夫有極端宗教主義傾向，源於不滿美軍入侵伊拉克，他曾牽涉極端活動而入獄，獲釋後卻繼續與恐怖分子來往，並可能曾接受專門的恐襲訓練。
加拿大、澳洲和歐洲相繼發生恐襲，都令人想起急速崛起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ISIL固然有其號召力，但在恐怖組織「碎片化」、恐襲「個人化」的趨勢下，恐怖組織往往退居次要角色，更多是出於施襲者自身原因，其中歐洲移民自身的困境不可忽視。
歐洲毗鄰動盪的中東，隨着動盪局勢升溫，進入歐洲的移民數目屢創新高。他們本來想尋求更好的生活，得到的卻是經濟不景、失業貧困、歧視和偏見。早前德國爆發大規模反移民右翼運動，反映族群關係愈趨緊張。
對生活心灰意冷的少數族裔，被推向極端主義的不歸路。賽義德和謝里夫兄弟在法國出生長大、操純正法語，但思想和意識形態卻抗拒西方那一套，更傾向於極端主義、同情恐怖分子。這不是個別例子，而是移民政策和社會融合問題下的大趨勢。
今次巴黎恐襲發生後，國際激進主義研究中心主任諾伊曼形容「歐洲面對危險時刻」。這並非誇大其辭，當全球目光落在法國之際，涉嫌發動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焦哈爾，亦將接受審訊。從美國到法國，反恐、移民問題、經濟不景、右翼崛起的政經和社會矛盾交織，危機已深深植根於整個西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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