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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陝甘寧邊區舉行第一屆參議會。資料圖片
宿正伯
來到延安之後的中共中央，比從前成熟了。他們總結了建黨以來左的、右的各種錯誤，真正走上了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道路。就政權建設而言，不再單純地認為只能依靠工人及其同盟軍農民，而是將視野放寬到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鄉紳中的進步分子，以及對革命並無危害的中間分子。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全民族抗戰拉開序幕，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共產黨將政權歸列國民政府。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變更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任政府主席。
1939年，按照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決定的要求，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一屆一次會議召開，選舉產生了邊區政府、高等法院。林伯渠續任政府主席，雷經天任高等法院院長，高崗任議長。參議會、政府機關、司法機關共同組成邊區政權。此時的邊區政權已經容納各階層代表人物參與。
1940年，中國共產黨總結抗戰以來根據地政權建設經驗，正式提出「三三制」政權建設思想，即「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毛澤東說：「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無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不投降不反共，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面有存在或活動之權。」（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團結到底》）
推行「三三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讓一些曾經被打倒的地主回來「做官」，部分群眾接受不了。受蘇維埃政權模式關門主義的影響，有的共產黨員擔心政權變得不純潔。還有不少黨員幹部憂慮，三分之一的名額能否保證黨的方針政策得到有效貫徹。對於種種「想不通」，中共領導人作了大量說服工作。
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舉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高崗為參議會議長，謝覺哉、安文欽為副議長，以及9名常駐參議員；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陝北民主人士李鼎銘為邊區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南漢宸、蕭勁光、賀連城、劉景范、馬明方、柳湜、霍子樂、那素滴勒蓋、畢光斗、蕭莜梅、高步范、楊正甲、馬生福、高崇山、徐特立等16人當選為邊區政府委員，連同邊區政府正副主席共18人，其中共產黨員佔有7人，超過了「三三制」規定，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經大會通過，以非黨人士白文煥遞補。9名常駐參議員中，共產黨員亦為3人。
事實證明，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不僅沒有削弱黨的領導，反倒因為這三分之一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使得中共的能力、形象和號召力得到更大的認可。同時，「三三制」政權的實行，以及與之相匹配的、不同於「打土豪分田地」的減租減息政策，也使得一些離開解放區的地主、鄉紳次第返鄉，參與到邊區建設中來，促進了邊區經濟的健康發展。正如彭真所言，「三三制」政權能「使地主資產階級容易脫離日寇的反動宣傳和頑固分子挑撥離間的影響，比較安心地與我們合作抗戰，支持根據地的建設事業。因為『三三制』這種政權規定是用簡單的數字表現出來的，所以異常明確，容易使黨員及各界人士了解和執行。」（連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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