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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於八月份在山東大學舉行。圖為5月舉行的百日倒計時活動。 本報濟南傳真
談及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陳尚勝指出，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國與西方國家交流之路，歷史上中國封建王朝經營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制度平台卻不完全相同。具體來說，漢、唐等王朝之所以「通西域」並積極經營西域絲綢之路，主要是為了應對北方遊牧民族勢力的挑戰，尋求在中亞地區合作的國家。
因此，中國封建王朝開展與西域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交流，主要是通過朝貢制度來實施的。中國封建王朝派遣使團招徠外國，並對外國國王進行冊封，而將外國使團來華視為「朝貢」，並給予其豐厚的物質利益，以體現儒家的「厚往薄來」原則。這一制度的主要功能在於建立周邊防禦體系，維護邊疆安全。但在這一制度下，並沒有國內普通商人出境貿易的法律空間（甚至玄奘也是偷出國境），外國商人完全壟斷了西域絲綢之路的國際貿易。
古代亞洲海上貿易圈以中國為中心
但海上絲綢之路卻完全不同。儘管在漢唐時期印度和阿拉伯商人曾在海洋絲綢之路上佔有主導位置，但到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閩、南漢等政權，即根據自身的靠海優勢鼓勵商民出境航海貿易。而宋朝建立後，即根據吳越等國的經驗採取互市制度，設立多處市舶司（古代海關）口岸，鼓勵本國商民出海貿易。
據韓國史書《高麗史》的記載，自公元1012年至1278年間，宋朝商船前往高麗貿易就有130次，共計達到4948人。如果再加上前往日本、東南亞以及印度洋沿岸地區的中國商人，其規模則十分龐大。而鄰國商人來中國港口貿易也十分頻繁，從而促進了中外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隨着亞洲海域貿易的發展，宋朝銅錢也開始成為東亞區域的國際貨幣。由於貿易的經常化，商業誠信也開始確立，東亞海域貿易開始出現預付訂金以及貿易貨款等新的商業制度習慣。由此可見，自10世紀以後，隨着互市制度的確立，亞洲海域開始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貿易圈。而宋元時期互市制度，對於中外海商在經營貨物種類以及關稅待遇上一律平等，並有防範權貴勢力走私貿易的制度規定。
「倭患」致中外交流失民間基礎
十分遺憾的是，這種鼓勵中外普通商民從事海上貿易的政策，到明朝時因沿海頻發日本海盜搶劫事件、採取「海禁」政策而終止了，明朝的浙、閩、粵三個市舶司也變成了專門接待海外國家「朝貢」使團的機構，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失去了民間基礎。
而在鄭和下西洋結束後70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通過「新航路」的發現，從東西兩個方向來到亞洲海域；新航路的發現使得原來區域性的市場開始連接成世界市場，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成為西方商人追逐利潤的最佳商品，中國沿海百姓也紛紛下海經商。因此，16世紀以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走私貿易活動大規模興起。然而接着就發生了延續十餘年的「嘉靖倭患」（1552-1564）。
所謂「嘉靖倭患」，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參加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搶劫和燒殺活動的海盜，其實日本人所佔比例不大，大多數是中國走私分子，還夾雜有葡萄牙人等西方人。這些走私分子之所以走上武裝叛亂這條道，恰恰是走私活動的內部結構和矛盾的結果。
這也從反面證明，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如何設計並利用公平合理的制度平台，最大程度地調動民間力量參與國際經貿活動與文化交流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這個國家的實力發展和國運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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