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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政協常委、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尚勝。本報濟南傳真
由各國史學會共同參與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於8月在濟南召開，屆時預計有近兩千歷史學者與會。在內地熱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由海、陸「絲綢之路」所引發的歷史上中外交流問題，勢必也會成為與會學者們關心的話題。以史為鑒，歷史上對外交流中的成與敗，究竟可以為我們今天提供哪些參考？山東省政協常委、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尚勝教授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中外交流需要建立公平制度平台。■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于永傑 濟南報道
作為中外關係史領域專家，陳尚勝是從明清王朝對外政策開始思考的。「隨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多人開始推崇鄭和下西洋。不過，明朝的這項龐大的航海活動，為什麼沒能持久進行下去呢？」陳尚勝認為，明成祖先後六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明宣宗還曾派遣一次），是基於他通過軍事政變手段登極後缺乏政治權威而採取的一項重大措施。也就是說，鄭和下西洋所帶來的所謂中外交流盛況，完全是封建君主個人政治需求的結果，而缺乏國家層面的持續動力。
明朝：對外交流只是官方「獨角戲」
「我所說的國家層面動力，包括官方與民間兩個方面。但在鄭和下西洋時代，明朝的對外政策在官方與民間兩個層次上卻是對立的。」他指出，以禁止中國商民從事海洋生產與貿易活動為內容的「海禁」政策，在明成祖統治時期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更加嚴厲。其中一項重要證據就是，下令將沿海一帶民間尖底海船統統改成平底船，使船隻失去在海洋上的航行能力。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英國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執行的《航海條例》。1651年頒布的《航海條例》規定，凡從亞洲、非洲、美洲運往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貨物，必須由英國船隻或英屬殖民地船隻運送，不允許其它國家商人在英國從事運輸業和商業活動。
由此可見，英國《航海條例》與明朝「海禁」政策有着根本不同，它旨在保護本國商民在海洋活動利益。通過對中西歷史的比較，陳尚勝認為我們應該反思的問題是，在一個國家對外交流過程中，應該是官民合力向外推進，而不應僅僅是官方力量的「獨角戲」。
清朝：政策錯位致內外商不公平競爭
陳尚勝指出，清朝實行「海禁」政策的時間相對較短，在統一台灣後即被解除。然而，社會中一個固化的歷史觀念則是：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閉關鎖國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落後挨打。
所謂清朝「閉關鎖國」論，其實源於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英國，它是工業革命發生後英國商人對華貿易擴張受挫而出現的言論，在本質上是西方霸權話語，因為一個處於農業文明階段的國家還談不上對外開放的問題。
陳尚勝解釋稱，而從英國自己頒布的《航海條例》來看，他們指責清朝閉關鎖國的言論帶有明顯的虛偽性。從日本江戶幕府一直實行鎖國政策來看，閉關鎖國也不一定就導致落後挨打。因此，有關清朝對外政策對中國近代社會所造成的影響還必須具體研究。
經過對清代對外貿易政策的深入分析，陳尚勝發現清朝嚴禁本國商民打造大型船隻出海，限定本國商船載重量為五百石（約合330噸左右）的措施，使得本國商民在國際貿易競爭中首先在航海能力上處於劣勢。而英國最初來華商船雖然平均噸位還不到200噸，但1815年就躍增到1200噸。
又如限制本國出海商船攜帶自衛武器一項，使東南亞海域的海盜可以很容易對中國商船進行搶劫；還有對本國出海商人經銷生絲和茶葉所做的規定，使得本國海商失去了很多在世界市場上優勢商品的國際貿易機會，反而使外商從經銷中國茶葉中大發其財。
另外，根據他的測算，在清朝海關所徵收的關稅中，除「貨稅」按貨徵收待遇相同外，所徵收的「船鈔」（噸位稅），中國商船繳稅率為其貨物總值的0.85%，外國商船則為0.75%；而所徵的「規禮銀」，中國商船所繳納的稅率，更遠遠高於外國商船。
顯然，清朝所制訂的具體國際貿易政策，更利於外商卻不利於內商。而制訂這種政策的指導思想，則分別是儒家的「懷柔遠人」和法家的「重農抑商」，由此導致內外商人在國際貿易待遇上的不公平性，這恰恰是清朝對外貿易政策的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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