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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正伯
1950年6月舉行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是政協全國委員會成立之後舉行的首次議政性會議，對其後歷屆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的議題設置有着標杆示範作用，影響深遠。
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作《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作《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作《政治報告》，政務院副總理陳雲作《關於經濟形勢、調整工商業和調整稅收諸問題》的報告，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作《關於調整稅收問題》的報告。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總參謀長聶榮臻作《軍事報告》，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作《關於文化教育工作的報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作《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審核通過，頒佈施行；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請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佈；還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關於地方委員會的決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號召全國人民展開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的辦法》和《關於同意各項工作報告的決議文》等。可以說，這次會議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各項工作的全面檢閱。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土地改革問題。劉少奇在報告中系統地說明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正義性和各項方針政策。絕大多數人對中共中央提交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劉少奇所作的報告是贊成的，但也存在一些疑慮和不同意見。
比如，一些人認為過去土地改革「鬥爭過火」、「偏差很大」，主張不必發動群眾鬥爭，只需政府頒佈法令即可分配土地，達到「和平土改」的理想狀況。在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20年代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土改政策在執行上的確有過「一刀切」的問題，對一些支持革命的地主鄉紳有一定打擊，但是從整體看，這是屬於「九個手指」和「一個手指」的問題。如果因此而降低改革力度，地主階級中的大多數將可能因此而心存僥倖，乃至負隅頑抗，拖延改革進程。單純幻想通過一紙法令即可解決問題，恐怕在政治上是幼稚的。特別是在建國初期這樣一個新舊勢力交錯、階級矛盾複雜、國家根基尚需穩定的特殊時期。
還有一些從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開明士紳和愛國起義將領對土改有牴觸情緒，說「地主養活農民」、「地主和佃農相依為命，誰也離不開誰」、「地主的好處不可一筆抹殺」等。這些情況也客觀存在，但這同樣是主流與非主流的問題。不能因為一小部分地主相對開明就模糊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在大規模的政治改革中，也很難做到政策的細分甄別與絕對完美。從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的今天看，一些農村地區為富不仁者及黑惡勢力的較多出現，也可類似推出建國前後地主階級的基本面貌。
此外，時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董時進先生，提出「江南無封建」的主張，認為江南地區沒有封建基礎，也沒必要進行土地改革。這應當說是學術味道很濃的思想。中國自秦代以降有無學術意義上的封建，現在仍然在史學界存在爭議，一般而言，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提的「反帝反封建」之「封建」並不是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封建。因而，「江南無封建」實際上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單純的經濟考量與深刻的政治考量相比，很難說站位更高。
儘管來自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政協委員，對土地改革問題存在一些不同意見，但是，由於新政協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就自己的主張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做過充分溝通，並且帶領大家深入農村進行了實地考察，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中又認真聽取了大家的意見，因此，經過反覆溝通協商乃至激烈辯論，最終在《共同綱領》基礎上統一了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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