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珍
團結香港基金主席董建華建議，特區政府與建制派構建緊密合作夥伴關係，以加強政府效率，令施政更順利。坊間有人認為，這只會令香港的政治僵局糾結得更緊，內耗變得更嚴重，並帶來濫權與貪腐云云。這種看法違背事實，因為反對派逢特區政府必反，才導致難以實施回歸前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在此情況下，政府與建制合作，是落實行政主導的重要保證。特區政府有必要切實加強與建制派的合作，構建強有力的「執政聯盟」，建制派與政府「共命運同榮辱」，共同抵制反對派的干擾，才能避免香港內耗空轉。
董建華指出，由於特首不領導任何政黨，而民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代表不同的利益，互相爭持，亦與特區政府爭持不下，使歷任特首難於實施回歸前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出現「期望有所為而不能為」的處境，並造成嚴重的內耗。他認為，政府要與建制派更緊密合作，讓建制派更多參與施政議政。
行政主導是香港成功基石之一
去年在一個紀念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強調，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中央政府直轄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特首的地位在三權之上。從歷史經驗來說，行政主導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之一。香港在上世紀實現經濟騰飛，其中最主要的體制原因就是行政主導，反應快速，決策高效。
為了保持香港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發揮行政效能，基本法的政治體制設計以行政主導為其中的重要原則，適當地保留了香港原有的行政主導體制。行政主導有利於特區政府的快速決策，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從而適應香港作為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需要。香港作為高度開放的自由港和國際貿易、金融和航運中心，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異常複雜，必須有一個反應快捷、高效率的行政主導的政府，這有利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符合港人的利益。
香港繁榮穩定非靠政黨政治
要強調的是，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如果突出政黨政治、立法會主導，由立法會最大的政黨組織政府，那就是政治實體或國家的議會內閣制了。當年起草基本法時，為了符合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就有了不搞政黨政治的共識，這共識一直發揮約束作用，所以特區政府2001年制訂特首選舉條例時，列明特首候選人參選時可以有政黨背景，但當選後七個工作天內要聲明不再是黨員，以確保特首「執行職務時是以香港特區的整體利益為依歸，而非維護其所屬政黨的利益」。的確，香港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着重均衡參與，香港的繁榮穩定要靠各界別階層共同努力，而非靠政黨政治。
特區政府加強與建制派的合作，構建強有力的「執政聯盟」，落實行政主導，既符合基本法規定，也是香港政治現實的必然要求。毋庸諱言，回歸後的政治現實是，在特首受制於「有權無票」，建制派憂心於「有辱無榮」的極端情況下，特首和政府施政團隊與建制派的合作，往往是事倍功半。行政主導落實不到位，與這種政治現實有相當大的關係。對此，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現時沒有「管治聯盟」，政府每次都要游說所有政黨支持，加上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對人不對事」，施政難以暢順。她認為特首可帶頭組織「有權有責有榮有辱管治聯盟架構」，令施政暢順有效。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之下，特區政府與建制派構建緊密合作夥伴關係，確實是當前落實行政主導的重要條件。
「管治同盟」維護大財團是無稽之談
坊間有人認為，「管治同盟」只會進一步為大財團利益服務，並把制訂政策變成一個建制派分贓的過程，置市民的利益與想法不顧云云。這種說法不但聳人聽聞，而且毫無根據。其實，政府的利益和廣大市民的利益，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就是要全面落實「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事實上，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緊密合作，總體的目標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並沒有忽視基層市民的利益。在本屆政府之前，輿論普遍認為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產霸權」，任何人當特首都不敢觸動「地產霸權」。但梁振英上任後，在建制派的配合與支持下，提出了要增加土地供應，解決廣大市民置業難的問題。換言之，就是敢於觸動「地產霸權」，四年來土地房屋政策經歷前所未有的改變，解決房地產問題深層次問題透露曙光。另一方面，梁振英也沒有忽視扶貧，而是推出多項重大的扶貧舉措，包括重設扶貧委員會、破天荒制訂首條官方貧窮線、落實惠及40多萬長者的「長者生活津貼」，以及推行惠及不同群組的扶貧藍圖等，令到基層市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總之，堅持行政主導，令香港政治社會穩定，經濟民生改善，是香港社會的根本利益所在。特首和特區政府加強與建制派的緊密合作，是在當前反對派極力干擾破壞的政治環境之下，要落實行政主導的必行之路，更是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必要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