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淑賢
來美國小住，時間比香港慢十三個小時，所以要交稿或做工作，都要提醒自己香港已開工了，或香港快下班了，得快快做好。比如現在是這邊星期天最悠閒的下午二時，本應在路邊咖啡店架上太陽鏡，拿本書，喝着冰茶，坐着曬太陽的。你們香港這邊已是星期一凌晨三點，大家都在睡覺吧，但還有六個小時你們又開工了，如果我有什麼要趕着交，就得趁這六個小時做出來，所以星期日也有點心掛掛。
現在全球化分工，最理想的是做下游工作的人，時區跟我剛好日夜相反，而且時差比我墮後，比如替我編輯或翻譯的，最理想的情景是我在下班時把文件發出，然後我睡覺時他開工，到他做好發給我時，正是我翌日開工時間，這就把二十四小時用盡，最有效率。但現實通常是工作上配對得好的人，所在地卻跟香港的時差不理想，甚至比香港快，反而損失了時間。
時差的另一問題，就是我每天下午一至兩點總特別累，身體仍記着香港的深夜睡覺時間。像昨天這邊周六下午四點，有個英文系的派對，禮貌上應要去的，所以我一點半左右就拿出衣服，也跟同學約好，都準備要去，但到兩點時真是要昏睡過去的樣子，覺得周末下午也要應酬，真累，真想跳上床什麼也不理。還好是有幾篇文章必須趕着看，捱到三點，又突然清醒過來，於是去了。也幸好有去，得見一位聞名已久、研究後殖民文學的學者。再到晚上七八點，就是香港上班時間，變得非常精神，很想工作，但至十一點又不成，還是要睡。總之身體像有兩個時區在同時運作，很奇妙。
以前常要參加一些多市場電話會議，為了配合歐美時差，多安排在香港晚上十點舉行，很累。有時十幾人的電話會議，講了開場白和每人必要報告的事項之後，真正討論的往往只是幾個國家的同事，其他人就會無端不見了，或上了廁所，或是一早就斷了線。技術落後的年代，還是有些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