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的西營盤。細味舊區情系列（一)
西營盤，這個曾被稱為「鹹魚欄」的舊區，見證了香港開埠史。如今在發展主義的「建設」下，老店舖、舊街道、甚至傳統產業逐漸被拔地而起的高樓和新樣貌所取代。在此處扎根數十年的手作業者、老店舖東主和年輕的保育人士，以一份特有的「情」，力圖「守」住舊區原風景。他們告訴記者：舊區保育不是宣洩懷舊情感；不是給即將執笠的舖頭「唱輓歌」；而是對「發展」內涵的探討，更是為香港前路作出不懈打拚。■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舊區保育是一份情：
一份執着於事業的拚搏之情；
一份看顧老檔口的街坊之情；
一份新生代探問香港發展要義的守望之情。
堅持紙紮 拒讓舖頭變酒吧
記者趕到天寶樓時，東主夏中建正準備將製作好的九頭神祇送往位於跑馬地的印度廟。「與印度廟的合作已有多年，他們每年舉行祭祀時，會請我製作九頭神祇，」紙紮工藝已跨越不同族裔之界限，獲得了更多人的青睞。
夏中建感慨道：「紙紮不容易學。」他坦言，入行者已愈來愈少。「西營盤曾有多間紮作舖，包括我師父的，如今多數已不存在。」夏中建不迴避這一事實，他對記者表示，做紙紮很辛苦，故而年輕人不入行。更令其憂慮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工廠北移，模式化的紙紮業遷往內地，形成本港紙紮業的整體萎縮。
「紙紮需要很大的室內空間，但西營盤的舊唐樓漸被新屋苑取代，發展商不會將屋苑舖位租給紙紮藝人，從而令到舖位減少、租金上升。」夏中建很無奈。霓虹燈下，紙紮唔夠「高端、精品、上檔次」，顯然難以在「新」西營盤立足。「但香港需要紙紮，我在用自己的手藝留住西營盤的光景，畢竟住在這裡超過三十年，不會放棄，因為有感情。」夏中建覺得堅持紙紮就是保育，他希望外區居民一想到紙紮，便會想到西營盤。
「每年天后誕需要花炮；元宵需要燈籠；觀音誕、聖誕、萬聖節，都要紙紮。」夏中建自豪地說，在東涌逸東邨街市，有一個大型的紙紮飛機，還原了啟德機場時期航機掠過九龍城的場景。「往來街市的都是平凡的香港人，喚起的不僅是對舊機場的回憶，更是讓大家記住打拚的精神。」他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了如上詮釋。「曾經有人希望將我當業主的舖位變成酒吧，我拒絕了。」夏中建直言，或許將來能繼承手藝的只是他的孩子，但有傳承便有希望。
言畢，夏中建登車與記者話別：「又要趕工了，為中西區區節準備一棵榕樹紙紮；還要教學校的小朋友製燈籠。」來去匆匆的他確與香港的節奏一樣快。「不少香港人需要我們幫助圓夢：很多人一世買不起樓和車，我會紮樓車給他們，讓其帶着寄託與希望安詳離去。」夏中建的揮別之語擊中了現實的痛處。
鐵皮鹹魚檔 濃濃街坊情
「製作鹹魚時，發酵產生梅花香味，所以這條街叫梅芳街，」鹹魚檔伍惠記的老闆伍國祥頗似保育專家，向記者介紹西營盤梅芳街的名稱由來。如今，製作和售賣鹹魚在本港已經是夕陽行業，整個梅芳街僅剩伍惠記在喧鬧人流中獨支。
伍惠記存在超過七十年，是個別致的綠色鐵皮屋。伍國祥是從父親的手中接過檔口：「從十八歲開始，經營鹹魚檔已三十多年。」在他的印象中，那是一段非常艱辛的歲月。伍國祥回憶道，製鹹魚乃是從海上獲得漁獲後，對魚進行鹽水浸泡，刮鱗去腸後再曬乾。但知易行難，曬鹹魚需要充足的陽光。「這是靠天吃飯，一旦遭遇陰雨天氣，要用各種材料吸收魚的水分。」伍國祥透露，曬魚是最困難、最耗體力的工序。
曬魚與西營盤的舊建築息息相關。「以前，我們都是在舊唐樓的天台處曬鹹魚，遭逢陰雨天，為了不讓魚淋濕便要不停地跑上跑下，找物件遮住鹹魚。」鹹魚業的萎縮、西營盤的巨變，在伍國祥眼中顯得很傷感：「我在西營盤居住超過五十年，這裡的舊建築、舊唐樓和騎樓很類似，中間是天井，樓的頂端可以曬魚，很有特色，現在都沒了。」在伍國祥看來，舊樓已不存，想製鹹魚亦不行。
「很多後生仔認為食鹹魚不健康，但咖啡、腸仔、吸煙都不健康，為何獨針對鹹魚呢？」伍國祥頗有些無奈。且年輕人較少在家中煮飯，在他看來亦減低了對鹹魚的需求。
「但我會繼續經營魚檔，因為上了年紀的街坊需要它。」他的經營理念也很直白：「舊樓被拆，但街坊情不會和舊樓一起倒塌；因為不忍心那些撐我的老街坊行太多路，他們年歲大了，希望他們一出門便能買到鹹魚。」
對已無「鹹魚味」的年輕一代。伍國祥亦有寄望：「只希望他們知道有這樣一個行業存在，它是香港的歷史，香港的過去。」
舊舖代表階級流動 發展應當可持續
「許多香港人平日埋頭於急促的生活，無暇光顧舊店舖；直至舊店執笠那一日才一窩蜂擁去，這種感性懷舊不是保育；保育乃是主動帶出可持續發展的討論。」在西營盤從事保育已達八年之久的梁梓豪（OSKAR）向記者澄清大眾對保育的認識誤區。
在OSKAR看來，未通地鐵前的西營盤有一種獨特的「慢」感：斜路、街坊生活、晚間放工時路上已沒什麼人。但如今，這一切隨着舊店舖的消失而改變。OSKAR眼中的舊舖頭是實實在在的民生：「舊舖頭代表曾經的香港人不斷打拚的精神，是階級向上流動的體現；它不僅是社區的歷史，更是服務街坊的實體以及廉價的生活選擇，保育就是要將這種生活方式延續下去。」
OSKAR與夥伴們組織了很多活動，包括口述歷史、店舖追蹤、藝術創作展示、政策研究等類型。他指出西營盤保育的最大困難便是「舊社區消失得太快」：「當你意識到一個店舖的重要性時，它已經消失了。」
「香港無租金管制，舖頭的命脈操縱於業主：舖頭攢錢，加租；樓價上升，賣舖，惡性循環。」OSKAR確信舊社區的消失源自不平衡的發展，而這也限制了街坊的生活選擇從而導致民生問題。「保育帶出的是社區研究、歷史研究，歸根究底，是對發展的研究和探討。」OSKAR認為只有對「發展」與「人」的關係進行深刻論述和定義，才能在新舊之間找到共融。他認為，離開了平凡人的需求，發展便空洞無物。
「香港太快了，有時慢一點，才有人情味；對西營盤的不離棄就是尋找這份失落的香港情；也因為有這一份情，才走進了保育的行列中。」「守」下留「情」，便是OSKAR最動情的保育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