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在短短的47年生命裡窮困潦倒，卻因為《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而名噪海內外。過去，人們總是以為他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皆是以蘇聯（現為「前蘇聯」）為原型所構想出來的「極權主義圖集」。
此種誤讀，顯然是包括筆者在內的眾多人士長久以來的「想當然」，卻由化名艾瑪·拉金（Emma Larkin）的一位美國女記者，通過在奧威爾的第二故鄉--緬甸的實地探訪，所撰寫出的《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給破解了。 ■文：潘啟雯
從帝國警察到窮作家
眾所周知，早在1922年，19歲的英國青年奧威爾來到彼時仍是英國殖民地的緬甸擔任警察。奧威爾出生於印度，他的祖父是加爾各答的教會執事，父親在印度擔任殖民官員，母親的家族則在下緬甸擔任造船商與柚木交易商。所以他選擇來到這個潮濕炎熱的魔幻之地。
這名帝國警察身穿卡其布騎馬褲，腳蹬閃閃發亮的黑色靴子，配備着武器和一份道德優越感，巡查至鄉村郊野，維護着大英帝國遙遠一隅的秩序。5年後的1927年，沒有任何徵兆地，奧威爾返回英國遞交了辭呈，並開始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他不再跟家人聯繫，更將自己的真實姓名「艾里克．阿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改為筆名「喬治．奧威爾」，換上流浪漢的襤褸衣衫，在濕冷的夜晚跑到酒吧當招待，在窮困中開始了寫作生涯。正如奧威爾在《通往維根碼頭之路》所說，那時他只想「深入底層去了解那些被壓迫者，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與他們一起反抗暴政」。而緬甸則以各種形式在奧威爾的書中出現。
緬甸的發展，一直像是一個謎。事實上，20世紀緬甸的歷史可以簡略分為三個時期，一個是英國殖民時期，一個是從英國獲得獨立時期，一個是軍政府時期。對此，拉金寫道，在緬甸有一種說法：「奧威爾不僅寫了一部關於這個國家的小說，而是寫了三部：由《緬甸歲月》、《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組成的三部曲（『緬甸三部曲』）。」《緬甸歲月》記錄了英國殖民時期的緬甸；《動物農莊》講述了一群豬推翻人類農場主又成為新農場主的故事，這與緬甸從英國獨立不久又被軍政府掌控有相似之處；《一九八四》裡的「反面烏托邦」則是軍政府治下的場景。
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奧威爾從來沒有受到過壓迫，他為什麼能夠寫出壓迫？拉金給出了一種不同的解釋，她認為，奧威爾的帝國警察生涯，使得他具有書寫壓迫的能力。在緬甸的日子裡，奧威爾見證了大量的不平等和壓迫，這讓他對於「公平」有了一種急切的渴望。他在《獵象記》中如此寫道：「在緬甸，我被人憎恨，被很多人憎恨。在我卑微的一生中，從來沒有獲得過如此關注，但這裡面卻是帶着憎恨。」許多人相信英國在緬甸施行的專制殖民統治讓奧威爾產生了極大的厭惡，他厭惡集權和施虐，但他的工作卻是在不斷地重複這兩件事。有評論家認為緬甸的經歷讓奧威爾產生了雙重人格：既有施虐的一面，又有受虐的一面。
緬甸的「精神創傷」
從20世紀90年代起，拉金曾多次秘密到緬甸，重訪了奧威爾在緬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曼德勒、眉苗、渺彌亞、端迪、仰光、錫里安、永盛、毛淡棉、傑沙......她試圖為一些問題尋找答案：是什麼樣的經歷促使奧威爾放棄了殖民地生活，轉而從事寫作？又是什麼讓緬甸這個地方變得如此貧窮和悲慘？透過走訪奧威爾在緬甸的駐紮路線，拉金對緬甸社會進行了第一手觀察，甚至與當地知識分子組織讀書會。
隨着拉金在緬甸尋訪的腳步，一幕幕《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場景，連同奧威爾的處女作小說《緬甸歲月》彷彿復活了，再現了「老大哥」無所不在、一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的場景，無論是英國殖民當局對緬甸不安定分子的監視，還是緬甸軍情局對知識分子和公眾生活的監視。如同拉金描述的仰光茶館：當地人早就養成了「溜邊坐、靜聲低語」的習慣，而坐在茶館中間左顧右盼的，一看便知是軍情局特務--此情此景，緬甸的日常生活，就聯接起了奧威爾的「緬甸三部曲」，也聯結起了獨立後的內部殖民主義和舊殖民主義，聯結起了巨變前夕的緬甸和曾經存在世界人們想像中的「極權主義圖集」。
通過深入調查和探訪以及對比研究，拉金對英國殖民者與軍政府均有批評，但對後者的批評更為嚴厲，這也符合親歷過兩個時代的緬甸民眾的感受。誠如一名年長的緬甸朋友告訴拉金：「英國人可能吸乾了我們的血，但是這些緬甸將軍搾乾了我們的骨頭。」在《一九八四》的世界裡，「黨員」從出生到死亡沒有一天逃得過「思想警察」的眼睛。而拉金在書中描述一個緬甸人和她說軍政府統治下的緬甸：「這個政權什麼都知道。如果有醉漢發表反政府言論，地方市場有一籃芒果被偷，或夫妻間單純的爭吵，最可能知道這些事的就是軍情人員。這種控制方法非常有效：『老大哥』真的無所不在。」諷刺的是，當年身為英國警察的奧威爾其實也負責類似的情報搜集工作，只是情況沒這麼極端。
拉金如此精細地勾畫出緬甸民眾的「精神創傷」。他們在談話的時候總是「欲言又止」，即使在私人聚會中也更願意「通過批評不斷漲價的龍蝦和晚點的火車來間接地批評政府」，不願意直接談論政治議題。人們因為無處不在的監控懷疑所有人，甚至把「右腕戴錶，右手吸煙」視為軍情人員的標誌，而這恰恰把監控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等於在內心裝上了竊聽器。拉金寫道：「緬甸就像一個得了癌症的女人。她知道自己病了，但她還是照常過她的生活，彷彿一切沒事一樣。她拒絕看病。她與人交談，人們也跟她說話。他們知道她得了癌症，她也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沒有人說破。」
逃離惡龍的傳說
在拉金的眼中，這些「精神創傷」是對緬甸最深的傷害，只有關注到這一層面，才更接近於奧威爾的觀察力。所以，有緬甸讀者並不認為奧威爾具有「預言能力」是因為他在緬甸生活過，而是認為這得益於他的想像，能夠想像自己從未經歷過的事情。那麼多英國人去過緬甸，卻只出現一位奧威爾，僅僅經歷是不夠的，更需要想像，這種想像包含一種雖未經歷卻感同身受的能力。
在《一九八四》一開始，溫斯頓．史密斯蜷縮在他公寓中狹窄的壁龕裡，以躲開電視幕監視的範圍。當他在日記第一頁寫下日期時，他想着自己要寫給誰看，因為不管給誰看都是不安全的。但他還是在日記寫下：「獻給未來或獻給過去，獻給思想自由的時代，當人們彼此不同且不孤獨生活，獻給真實存在與已經記錄就不會再被抹掉的時代。」
或許，這個「未來的時代」即將來到，這幾年緬甸社會正在出現的巨大變化就是最好的例證。於是，在《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中，拉金還特別講述了一個緬甸版「龍的傳說」：有一條惡龍，每年要求村莊獻祭一個童女，每年這個村莊都會有一名少年英雄翻山越嶺，去與龍搏鬥，但無人生還。又一名英雄出發時，有人悄悄尾隨。龍穴鋪滿金銀財寶，英雄用劍刺死惡龍，然後坐在屍身上，艷羨地看着閃爍的珠寶，慢慢地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最終變成惡龍。這個傳說曾經在緬甸歷史中應驗，但今天的緬甸，或許正試圖走出傳說講述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