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成本：當法律遇上經濟學》作者：熊秉元 出版：東方出版社馬丁路德金說：「社會最大的悲哀不是壞人囂張，而是好人過度沉默。」保持沉默，是因為維護正義的成本過高，但過度沉默，不肯負擔哪怕是很小的一點成本，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正是以往作為的結果，未來是好是壞，每個人也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台灣學者熊秉元的《正義的成本》一書，就為我們分析了維護正義的法律與經濟成本之間的關係，並介紹了國際上一些新的理論。
經濟學家布坎南說：「即使在民主的社會裡，某些方面也都殘留着專制獨裁。那麽，我們對於自己周遭的不仁不義，是否也應該有所因應呢？」熊秉元舉了士兵奉命射殺從柏林牆偷渡的同胞，而被判有罪的例子。理由是：「因為有抵制、有折扣，所以上級也就不太可能再毫無節制地肆意行事。」這就是個人對於社會這個大環境的責任，不完全履行命令也許會受到責難，但雖然是消極的抵制，也有着不斷提升社會環境層次的功用。正如不對小偷視而不見地迴避，小偷就不能在眾目睽睽下明目張膽地行竊，小偷不能明目張膽地行竊之後，才能進而減少偷偷摸摸的行竊。
人的本質就是「自利」，希望能追求自己（家人、親戚、事業等等）的福祉，其次，人和人互動的關係，最好能出現一加一大於二的結果；因為只有當一加一大於二時，新的價值才能衍生，資源才能累積。紐約新社會科學院的海爾布倫納把人類歷史分成三個階段，原始社會之後為「統禦」的社會，「是借着神權或武力、或者兩者的結合，在少數人主導下，建構起封建式的組織；一方面聚集社會的財富，一方面追求他們所認定的目標。生活在這個階段裡的人們，對未來有一種不確定性，但卻不知道是變好或變壞。第三個階段是工業革命以後，這個階段，人們對未來有所期待，人們期待未來和過去不一樣，而且會變得更好。」但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就指出過：「當人都想獲取一件東西，但是卻不願意跟別人去分享的時候，彼此一定會成為仇敵。」人追求自利的本質，最終會使未來變得如何，即使在現代社會，仍然不好說。但他對於「統禦」社會的論述，確實是道出了它的實質。人們之所以交出一定的財富和自由，願意服從少數人認定的目標，是因為他們以此為代價，換取了避免「原始共產主義」之下，嚴酷環境中朝不保夕的危險。「為了追求或實現任何目標，就必須承擔某種代價；無論追求任何價值，都要付出具體或抽象的資源。」追求公平正義時，也不能只注意結果，而必須考慮所附加的資源。
「理性的選擇，是指人憑着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在面對環境裡的條件和限制下，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舉止。」所以這種選擇因人而有所差異。作者認為：「只有當社會富裕到相當程度，一般人才能享受溫飽安全的生活，也才可能進一步追求民主自由這些抽象的價值。」這有些令人沮喪，但人們的選擇受到限制卻是事實。在市場經濟之前，人們就按照原始的傳統習慣行事，或者扮演順從的角色，很少有選擇。正義是價值的一種，也是在必須處理的各種糾紛中產生的。求取正義，也必然有成本的考慮，它也是與時俱進的。「畢竟，正義的概念，是要用來處理實際問題；以人類的實際行為作為坐標，要比以抽象的道德哲學為坐標，務實可靠得多。」因此「會抓老鼠的貓，才是好貓；在以經濟活動為主導力量的世界裡，道德哲學能夠逮住老鼠極其有限。」
制度建設的目的在於引導，比如沖印公司的疏忽，將攝影家的珍貴膠卷遺失了。如何來賠償才是合理的呢？按照社會財富最大化的觀點，如果攝影家得到完全賠償，他以後就對一般膠卷和特殊膠卷仍不會差別對待，沖印公司也會提高收費。如果攝影家吃了虧，他以後就會區別對待一般膠卷和特殊膠卷。沖印公司也會區別收費，為了達到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目的，攝影家不能得到完整的賠償，因此一般行業都會制定標準的賠率。這些讀來都很有意思。
賀衛方評價說：熊秉元的這本《正義的成本》「能夠在內地問世具有別樣的意義，作者用他在經濟和法學深厚的雙邊造詣、充滿慧見的敘述、俯拾皆是的生動例證，以清雅簡約、款款道來的文筆，讓我們在愉快的閱讀中得以對法律經濟學一窺堂奧。」是不錯的，即便像我這樣既非經濟人又非法律學人，通過此書，無論對於認識「在演化的過程中，為了生存和繁衍，有了正義和效率的概念」；還是「假設衝突和利益永遠會同時存在」等等也都是有所裨益的。■文：龔敏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