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天在接受中央電視台專訪時，以「風采依然」一詞來評價香港回歸之後的變化。張曉明主任說，香港回歸祖國20年，「一國兩制」實踐已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原來人們擔心變的，都沒有變；而變了的大多是應該變的，或者是大家希望變的。」說得實在，說得深刻！香港的經濟活力沒有變，港人的生活方式沒有變；香港變得更加民主，變得更具抗風險能力。透過回歸20年的不變與變，可以看出「一國兩制」的巨大生命力和香港的希望與活力。張曉明主任的「不變」與「變」論，點明了回歸20年的社會特徵，指出了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要義，堅定了繼續貫徹「一國兩制」不動搖的信心。
港人的生活方式沒有變
鄧小平先生當年談到「保持香港社會制度和港人生活方式不變」時，很形象地說：「馬照跑，舞照跳」。回首20年，沒有變的豈止是跑馬和跳舞，市民該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香港並未因解放軍駐港部隊的進入而「被軍管」、「被赤化」。 當然，「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並非擁有無限自由。張曉明主任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再次重申中央的「三條底線」：「不容許任何人從事任何形式的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不容許挑戰中央的權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不容許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顛覆活動，破壞內地的社會政治穩定。」市民只要不逾越這「三條底線」，彼此相安無事，生活方式沒有改變。
至於被反對派和「港獨」分子反覆拿來做文章的房價畸高、貧富差距拉大、年輕人向上流動艱難等民生問題，確實是回歸以來出現的新情況。但是，捫心自問：這難道是中央造成的嗎？回歸以來，中央從不插手香港內部事務，更不從香港拿走一分錢稅收，反而在香港危難時刻出錢出力相助。那麼，原因何在？必須承認，「港人治港」是香港全新的管治模式，還處於摸索階段，施政不完美，也在所難免。而出現這些問題的責任也並非全在特首和特區政府，特首的權力與昔日港督相比小多了，行政、立法、司法機構都有責任。因此，當下的香港要減少內耗，團結一心，才能建設美好未來。
香港變得更加民主
回歸前的28任香港總督都是由萬里之外的英國國王委任的，香港人沒有選舉港督的權利。回歸後，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基本法確立了香港行政、立法、司法相對獨立、相互制衡的政治構架，特區行政長官由選舉委會選舉產生，選委會由香港各界別組成，人員由回歸之初的400人逐步增至800人、1200人，廣泛性、代表性、權威性一步步增強。不僅如此，中央一貫支持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人大「8·31」決定批准了香港的政改方案，若非反對派阻撓，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就會變成現實。
除了總督與特首產生的途徑不同，回歸前的立法局和今天的特區立法會也不可同日而語。英國人管治香港百餘年，立法局僅是一個諮議機構，立法局的主席由總督兼任，裡面坐滿了委任議員，沒有一個是民主選舉產生的。英國人為在撤離香港之後仍能延續其影響力，才於1984年將立法局改變，吸納民選議員進入立法局。回歸之後，特區立法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會的職權包括：「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 「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等等。不僅如此，立法會直選議員由最初的20人增加到24人、30人，立法會直選議員現已增至35人，佔50%。民主的成分越來越濃。
香港變得更具抗風險能力
「背靠大樹好乘涼」是香港回歸後的真實寫照。回歸20年，香港的抗風險能力變得更加強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應對危機有後盾。從亞洲金融風暴、國際金融危機、沙士等事件中可以看出，每到危難關頭，中央政府都不遺餘力「挺港」、「惠港」，2003年沙士之後，中央還出台了CEPA，增強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能力。事實證明，這些舉措十分有效。
發展空間可拓展。地域狹窄，是困擾香港發展的一大難題。回歸後，中央千方百計助港拓展發展空間。推進粵港澳協同發展戰略，港珠澳大橋、高鐵等一批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旨在推動香港與珠三角的互聯互通。深圳前海的深港創投生態圈，則吸引更多港青北上創業，構建新型的「前店後廠」模式。
未來發展有機遇。在推進「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建設中，中央從「頂層設計」入手，讓香港扮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力圖使香港成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而滬港通、深港通更為香港金融業發展注入了活力。人民幣入籃後成為第三大國際儲備貨幣，隨着其影響力的擴大，將給香港帶來巨大紅利。張曉明主任的「不變」與「變」論，值得全港各界和廣大市民深深的領悟、思考、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