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節，胡政之（二排左四）、張季鸞（二排左五）與港館同人合影。抗戰全國爆發後，中國沿海地區相繼淪陷，由於當時英國與日本並未交戰，香港一時成了戰爭的避風港，也成為了海外了解中國抗戰的窗口。1938年，時任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輾轉來到香港，在皇后大道租賃了一棟房屋，籌劃大公報在香港出版。
1938年8月13日，在上海「八一三」抗戰一周年之際，《大公報》香港版首次與粵港人士見面。
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期報紙上，《大公報》就突出報道了香港市民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活動。
在發刊詞中，胡政之寫道：在這一年的民族神聖自衛戰之中，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們更參加到港粵同行的隊伍裡來......雖然備歷艱危，而一支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
凡有中國使館 必有直接訂戶
不到兩個月，《大公報》在香港日銷量增加到五萬份。不但國內發行範圍擴大，也發行到海外。
《大公報》在香港印刷出版，依託香港的特殊位置，傳播到廣大敵後地區。一時間，各地作家姚雪垠、吳伯簫、嚴文井等紛紛來信、投稿。大公報香港版還刊載了很多來自延安的文學作品，如沙汀的報告文學《記賀龍》、丁玲的《陝北風光》等。《大公報》文藝副刊刊登了這些「投筆從戎」的作家寄來的文章，很快成為宣傳抗戰的重要陣地。香港成為上海淪陷後，抗戰文藝宣傳的中心城市之一。
從1978年底開始，巴金在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這被公認是巴金晚年最為重要的作品，當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就是《懷念老舍同志》。1979年12月《大公報》的「大公園」副刊刊出《懷念老舍同志──隨想錄三十四》。巴金帶着略蘛g道：「老舍同志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
總經理胡政之欣慰地寫道：世界各地，凡有中國使領館、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是本報港館的直接訂戶。這種情形，為國內任何地點辦報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