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圭陽是位資深的香港傳媒界人士。2012年,受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邀請,張圭陽以外聘高級專家的身份來到浙大,為大學生與研究生講授廣播電視學。「我在香港也陸陸續續教了20年的書,兩地的教育氛圍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香港,學生就好像客人一樣,不會與老師太親近,但是下課以後的office hour制度卻值得內地高校學習。」張圭陽說。
讚內地學生尊敬老師
「香港的師生關係,這些年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以前老師有絕對的權威,甚至是過於嚴苛了,但最近幾年老師的地位逐年降低,老師在台上講課,學生在下面玩notebook,現在大家都有個心知肚明的界線,就是老師上課不會走到課堂最後幾排去,因為坐最後幾排的學生都在玩自己的事情,你講他也不聽,看到又很尷尬,久而久之,那裡好像『禁區』一樣,老師就不過去了。」
從2010年開始,張圭陽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兩所內地頂尖高等院校的教學經歷讓他對內地的師生關係有了很大的感悟。「我印象特別深的是2011年的冬天,我在清華大學講課,當時教室還在舊的教學樓裡,沒有暖氣,教室在四樓,鍋爐間在一樓,課間我實在冷得不行,打算去一樓打杯熱水,結果有兩位學生爭着幫我去打水,還說這是對老師的尊敬,是應該的。這樣的『師生之禮』我只在《孔子》裡看過,在香港從未體驗過呢。」
倡內地高校設論文課
不過,在張圭陽看來,內地高校也有需要向香港學習的地方,例如香港高校的老師下課以後,還要有一小時的office hour,使得學生若在課堂有什麼疑慮之處,也能方便地找到老師答疑解惑。「我在浙大授課時,每次下課就在學校咖啡館裡呆一個小時作為office hour,有問題的學生可以隨時來找我,就算沒有,我也會呆足一小時再離開。」
針對內地學術論文時有陷入「抄襲門」風波的問題,張圭陽認為要從打基礎入手。「在香港,大學第一學期的入門課程就是怎麼寫論文,內容包含如何規範寫論文、如何查閱中外文獻資料、如何做調查統計等等。但內地沒有開設這樣的課程,導致學生到了畢業論文時,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做,只能東抄西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