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開埠後治安一直不好。1846年8月，倫敦雜誌《經濟學人》這樣描繪當時的香港：「香港現在什麼都不是，只是一些鴉片私梟、士兵、官員和軍艦水手的補給站。」事實上，清政府一方面禁止富人進入，一方面又鼓勵流浪者、無業漢和犯人到香港「謀生」，早期港英殖民政府也因此而採用若干非常手段來管治香港。
其一是使用鞭笞，監犯若不守規則，獄吏有權罰打囚犯12鞭至36鞭。後來鞭笞逐漸由監獄走進社會，第六任港督麥當奴便鼓勵警察公開鞭打華人，以此作為管理社會的手段。由於有最高當局的支持，警察幾乎每天都在皇后大道公開鞭打華人。
到了1871年，情況變本加厲，規定每星期三為「鞭笞日」，警察定期在船政廳附近廣場（今中環一帶）上鞭打華人，有些路經香港的內地人，也被當作身份不明的人被捉去處以鞭刑。
據諾頓．凱希（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的《香港法律與法院史》紀錄，香港警察對華人濫施鞭刑「幾乎達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只要查一查巡理府法院的案卷即可看出，香港的鞭刑按人口比例大概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這種公開鞭打華人的情況，直至1877年港督軒尼詩期間才逐漸杜絕。
濫捕嚴重年囚數千
第二是濫捕。華人即使是有小錯也要收監。當時港府濫捕華人的現象十分嚴重，年年有大批華人因小事如小販沿街叫賣、走近軍事要地等而入獄。19世紀下半葉，香港獄囚年達三千至四千餘人；比對香港人口，這監犯比例不可謂不高。
濫捕令監獄不敷應用，狹小的牢房常關押百餘人，新犯人被打被搶不是新鮮事；加上氣候炎熱，衛生環境非常惡劣。
1860年，香港總醫官在年度報告中說：「獄中臭氣薰天，擠滿了上頭鐐的犯人，這種上鐐的方式將使人終身致殘。」可見濫捕帶來深遠的影響。
公開處決殺一儆百
第三是濫用死刑。1852年，英倫三島人口為2,100萬人，香港人口僅有12萬人，遠不及英國百分之一，但判處死刑的人數卻多達英國死刑人數二分之一。
當時死刑屬公開處決，刑場最初設於舊海軍倉庫附近，後因為英國婦女小孩常在這一帶散步，認為絞刑架大煞風景，所以在1856年遷至巡理府衙署附近，還是用公開處決方式。
當有人表示公開死刑不人道時，港督麥當奴堅持嚴刑峻罰可安定香港。到了港督軒尼詩時候，他指出英國所有殖民地中，只有香港仍採取公開處決的野蠻措施，故反對當眾行刑。
不過，許多殖民官員反而認為公開行刑可收阻嚇作用，軒尼詩被迫接受，繼續這種醜惡傳統。一直到1895年，處決犯人才改在獄中執行。（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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