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伊朗在示威和紛亂中進入新年。這個具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其內部變化一直在影響區域及世界格局。2017年末、2018年初，由於雞蛋價格上漲導致的民怨與社會動盪，伊朗人的示威抗爭成為了近來極受各國輿論關注追蹤的國際新聞。這既是當下世界的寫照，同時也是歷史進程中的反覆和押韻。這一切都證明：改革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巴列維王朝失敗的改革點燃了伊朗人民的怒火。今天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產物，而被這一革命推翻的就是巴列維王朝（Pahlavi dynasty）。歷史的輪迴給了當前伊朗統治者一個重要啟示：告別保守、迎向未來是永恒的主題。
推動石油國有化 民選領袖下台
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伊朗歷史上經歷了多次王朝更替，巴列維王朝乃是依靠1921年的軍事政變而建立的。當時身為一個騎兵部隊指揮官的Reza Shah Pahlavi奪取了政府權力，後來更罷黜了國王，讓議會確立自己為國王，從而建立了新的王朝。1941年，他的長子穆罕默德-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 ）繼承了王位。也從那時開始，伊朗開始了有史以來非常激進的世俗化改革道路。
自從公元637年阿拉伯軍隊擊敗波斯開始，伊朗進入了伊斯蘭化的過程，最終使得伊斯蘭教成為國教。到了二十世紀初，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巴列維國王和政治精英階層力圖以世俗化改革來進行國家改造。這一方面與國王本人醉心西方文化有關係，另一方面，伊朗當時處在蘇聯、英國的夾縫中， 文化和價值觀的塑造和選擇對於國家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但後來的歷史表明，這一世俗化改革顯然失敗了，而這與伊朗精英階層的內部博弈、國王的專權甚至對外關係都有極大關聯。
二戰前後的伊朗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國王的權力在法律上並非至高無上，而要受到議會和憲法的制約。但政變上台的巴列維王朝統治者顯然視這一分權制約體制為眼中釘，國王不斷干預政府運作、掌控包括石油在內的國家經濟命脈和資源。外交關係上，國王和王室奉行親英國、親西方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彼時奉行殖民政策的英國和伊朗王室透過英伊石油公司佔據了伊朗能源的巨大利益，所以石油能否國有化牽涉到伊朗能否擺脫英國的經濟控制、實現國家完全自主以及限制王室的影響力以建立民主體制。
1951年擔任伊朗首相的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是一位在價值觀上追求民主和世俗的政治領袖。他任內一方面追求社會改革，同時盡力實現伊朗石油的國有化。深受民眾歡迎的摩薩台和試圖維繫國王專權的巴列維發生巨大矛盾，一度發生國王流亡和摩薩台被迫辭職的事件。但最終導致伊朗劇變的乃是1953年的政變。摩薩台推行石油國有化的政策引起英國的強烈反抗，而美國也擔心伊朗會成為蘇聯控制的區域，最終英美兩國聯手策劃了政變，推翻了摩薩台政府。他本人被軟禁直至去世。
世俗化改革：剝削民眾的工具
在英美幫助下，推翻了摩薩台的巴列維國王完全控制了國內大權。國王追求西方化、世俗化，並由此開始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進程，這一歷史被稱為「白色革命」。整體而言，這場現代化改革所追求的是將伊斯蘭教的影響力降到最低，確立起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層面的世俗模式。在具體的改革內容上，包括了廢除舊經濟體制、土地和森林國有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實施包括義務教育在內的教育改革，也包括賦予女性選舉權這一受到保守勢力批評的措施。
這些改革在名稱和內容上似乎非常進步，透過改革特別是經濟層面的改革，也鑄就了伊朗新的白領階層，包括企業管理人才、專業人士、城市勞動僱傭者等。但不得不指出的是，這場改革本身有兩大層面的缺失：一是國家專權的局面未有改觀，引起了政治上的高壓和民間的反抗；其次，改革導致傳統的教士階層受到了傷害；再者，未有公平的制度保障，改革造成了新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
伊朗接受伊斯蘭教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教士階層帶給民眾的不僅是精神上的指導和訓誡，還包括透過教士階層和寺院形成的底層社會經濟福利網絡。各種救濟、借貸等服務都來自於教士階層經營的體系。同時，在社會結構上，教士階層是聯結國王、政府和底層民眾之間的橋樑。但巴列維國王的改革卻讓教士階層和寺院集團失去了土地和社會資源，對傳統教育的改造也讓教士階層面臨人才傳承上的斷裂。最終受到改革負面影響的不僅是教士階層，也包括那些長期生活在教士階層庇蔭之下的底層民眾。
而在經濟改革中，伊朗傳統的巴扎（bazaar）階層也受到了極大衝擊。巴扎是伊朗舊有經濟體系從業者的統稱，他們大多從事個體經營，涉及行業包括了瓷器、紡織、食品加工等。現代化改革調整的便是經濟生產模式。當時的伊朗政府將大量資源投放在新興經濟部門中，大大擠壓了傳統經濟部門和領域的空間。巴扎階層的人士成為了沒落者，他們甚至以抗稅的方式表達對國王改革的不滿。
一個詭異而矛盾的情形是，世俗化改革鍛造出來的左翼新中產階層人士多受到世俗思想、西方思想的影響，他們不僅追求西方式的經濟和文化模式，也希望建立更加民主和開放的社會政治體制，這就與巴列維國王的專權出現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衝突。二戰之後的世界，是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伊朗也不例外。巴列維國王一方面專權，經濟上讓底層民眾成為受害者，對外關係上卻依靠英美，徹底觸怒了伊朗國內的各個階層。國王被描述成為了保守、反動、親西方、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者。
當底層民眾沒能夠在改革中獲得自己的利益或成為改革的剝削對象時，改革本身的正當性便會備受質疑。人民在貧窮中掙扎，但是巴列維國王和他的統治階層則享受着奢華、西方式的現代生活。隆重紀念波斯帝國建立2,500年的慶典耗費巨大，卻讓民眾和巴列維王朝的距離越來越遠。最終，巴列維國王的皇冠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怒吼中跌落在地。從這個意義上說，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不能簡單被理解為宗教運動，它實際上是教士階層、左翼知識分子和沒落商人階層大聯合之後的產物。巴列維國王成為了伊朗全民的公敵。革命的爆發是必然而無法避免的，也具有一定意義上的正當性。
禁慾非長久 改革乃永恒
革命的同盟必然會伴隨政治利益的分配爭端而解體。伊斯蘭革命的領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鎮壓了左派勢力之後，建立了二戰之後別具一格的政體：伊斯蘭共和體制。這是一種神權政治和民主共和制度相互結合的政治模式。就政治層面而言，共和制度充滿了精神與世俗的混合。伊朗總統由於人民選舉產生，但是統領伊朗的最高統治者乃是代表神權的最高領袖。值得一提的是，精神層面的最高領袖乃是由專家會議選舉推出，這個專家會議由伊斯蘭神學家構成，也由民眾選舉產生。伊朗這一看似複雜、環環相扣、處處充滿世俗和神權相互制約的體制，是霍梅尼總結一以貫之的伊斯蘭共和主義思想的體現。因為強調整個社會的伊斯蘭化，霍梅尼掌權之後徹底廢除了巴列維王朝時期在社會生活領域的世俗化改革，社會呈現出保守化、非物質主義化的趨勢。在對外關係上，作為什葉派穆斯林國家的伊朗向遜尼派國家一度奉行「伊斯蘭革命輸出」的原則，使得阿拉伯國家和伊朗的關係一直處在緊張狀態中，也耗費了伊朗大量的經濟資源。
霍梅尼從伊斯蘭理想主義的角度出發建構了新時代的伊朗。時代的步伐則有自身的規律和選擇。生活是永遠的，歲月是變化的。禁慾主義、非物質主義的保守情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撫平底層民眾因改革帶來的貧富不均之創傷，但卻未有針對未來給出有效的答案。人民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
如何在新時代建立新的經濟和社會體系，讓民眾擺脫貧困，一直是擺在伊朗神權政治領袖面前的課題。巴列維時代的教士階層於革命之後成為掌權者，他們是被民眾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景而推到前台的。所以，若執政者無法滿足民眾對幸福的渴望，便會被民意拋棄。另一方面，包括互聯網在內的西方科技、流行文化對伊朗的影響、特別是青年一代人的影響越來越大，單純的價值說教已無法讓新一代人接受社會保守和貧窮的現實。伊斯蘭革命之後，有教士將伊朗人民追求美好物質生活的訴求看作是「被西方思想腐蝕的產物」。基礎設施的落後、民生的凋敝和教士階層獲得巨額預算、輸出革命的龐大外援形成了鮮明對比。人民怎能不憤怒、不反抗？！
伊朗的社會政治精英對這一事實也非常清楚。霍梅尼去世之後，伊朗政壇逐漸分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議會選舉、爭奪總統大位成為兩派的戰場，改革派也數度掌握議會控制權及奪下總統寶座。甚至霍梅尼的後人也成為堅定的改革派人士。而與神權政府交惡的美國，更後悔不該推翻摩薩台政府。
與巴列維時代依靠精英和新型上流階層的統治模式不同，伊朗當下的神權體制是建立在底層民眾的認同這一基礎上的。也許，不少農村地區目前仍是保守派的天下，但是若教士階層無法清晰回應民眾吃飽穿暖、擺脫貧困的訴求，則神權統治步巴列維政權倒台的後塵並非空談。畢竟，保守、改革、進步的意識形態光譜從來不是靜止的。只有改革本身才是永恒和最嚴肅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