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有一種情懷叫《無問西東》。作為清華大學120周年的獻禮片，這部電影觸動了無數觀眾的心房。因每個人都青春過，很多人心底都有個清華夢。說到大學，近日有兩則關於新聞引發的關注：著名生物學家施一公辭掉清華大學副校長職務，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正在建設的西湖大學，他的「轉身」將為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另一則，女博士羅茜茜舉報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女學生，這位教授被校方嚴肅處理。
不知從何時起，高校變成性騷擾的重災區，這不禁叫人追問，究竟是師德失範還是風氣變壞？當象牙塔淪為失序的精神家園，整個社會的文明發展又從何談起？我生於大學，長在大學的，對校園有着特殊的情感，對當下校園頻發的亂象擁有深刻省思。新年伊始，閱讀了岳南先生的新作《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後，我又觸發諸多新的思考，通過梅貽琦的二十四載清華校長之路，我弄明白了他為什麼被海峽兩岸譽為「終身校長」，讀懂了梅貽琦的三個「大」，大師、大學、大寫的「中國人」，也從歷史長河中的悲壯身影俯視當下，看到新時代高等教育面臨的新問題。「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此梅氏「金句」，經常被人引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句話出自他就任清華的演講，他還說道，「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盡自己的力，則若干時期之後，自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了。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無論是初上任後的學潮，西南聯大的動盪，還是赴台建設「新竹」清華的艱難，梅貽琦始終秉承辦校救國的理念，不遺餘力，又鞠躬盡瘁，用滿腔熱血和愈挫愈勇譜寫了恢弘而激奮的勵志心曲。細節中顯品格，小事中見精神，他首次留學美國時，給二弟的回信中提及還書一事：「中學范蓮青先生未將藍皮書送來，約被遺失。但此書係借自高等學堂湯謫卿先生者名，倘不能尋着可於保定取回書中找出兄所讀者（與此相同）及曾文正手札（七本借自傅光亭兄）Junior couse of compositiion by nesfield ，（一本借自陸康衢兄）一同寄保，交魏孟藩兄托伊轉三人，吾弟宜寫一信，述說明白。蓋兄所欠人，務欲償還，不然則我以為無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為。至於人或欠我，不必深追，物輕情重，全其大者而棄其小者可也。」身在國外，仍惦記着借書事宜，從中可窺見梅貽琦的為人處事與學識修養，叫人由衷敬佩，而他任職清華期間的高風亮節、沉毅精誠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清華璀璨的歷史星空中，周詒春、張煜金、羅忠治、嚴鶴琴、金邦正、王文顯，這些校長的名字就像劃過的流星，轉瞬而逝，惟有梅貽琦先生，如一顆恒星，熠熠發光。在前幾任校長斬於下馬的緊要關頭，蟄伏海外三年的梅貽琦披掛上任，他憑借教授治教站穩腳跟，用清廉奉公做出表率，主張通識教育贏得青睞，秉承自由精神領航清華。
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回憶，「任校長期間，月涵廉潔奉公的作風仍像在監督處一樣，過去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紙都是由公家供給的，有公務人員按時送到，月涵繼任後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錢。我和月涵一起進城時可以坐他的小轎車，我一人進城時永遠乘班車，從未要過他的小車。」他立德立行，沉默寡言，孤獨自持，親力親為，也鑄就了他的另一種品格：堅韌不拔。
出身南開、師承張伯苓的梅貽琦，卻繼承蔡元培的理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這並非是違拗恩師，而是尋找另一種可能，就像施一公建設西湖大學。最關鍵的是，海歸派梅貽琦擁有11年的豐富經驗，他在美當留學生監督時接觸面廣，相當於一教育部長，既汲取了儒學的營養，也接觸西方文化，開現代文化之風氣，走人文和理工並重的路子水到渠成。
這是梅貽琦的第一個「大」，所謂大師，不只是頭頂光環多麼耀眼，而是致力學問、心無旁騖的崇高品格。他踐行「教授治校」，抓住辦學的「牛鼻子」，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過，「在一個大學中，校長、教授、學生是三種勢力，如果三者之中，有兩種聯合起來，反對其餘一種，一種必然失敗；梅貽琦跟教授相處很好，校長的職務是率領職員為教授服務，在這種運用中，他其實掌握了大權，並且在學校有事的時候，教授會總是幫他的忙，後來的幾次學生運動中，教授會總是跟梅校長在一邊」；他設立「三會」（即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制度，善於集思廣益，校友趙訪熊說「當年全校有34個委員會」，最讓人艷羨的是，他還引進國際教師進修制度，設立帶薪休假，「任滿五年，休假一年，如欲出國研究，除支半薪外，還補助川資美金520元，及每月研究費美金百元。」
就是在校內資金極度緊張的1932年和1933年上半年，庚款停付、財部延緩支付維持費，他仍想方設法送教授出國進修研究，且每年人數由七八人陸續增至十餘人；至1936年，共補助70人，集中以教授人數為最多。他提倡通識教育，重視體育、游泳等科目，如著名史學家何炳棣的評價，「我國20世紀論大學教育以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從未有堅毅明通如梅師者。唯大師始克通專備具，唯大師始能啟沃未來之大師，此清華精神之所以為大也。」他鐵面奉公，呵護學術空間，曾任清華秘書長的楊公兆，是位有聲望且幹練的「回國學人」，對清華建築和校務作出很大貢獻，他要求校長聘他為教授，梅先生認為學校行政人員與教授對大學各有貢獻、相輔相成，同等重要，各有任務，職司不同，不可混為一談，最終楊公兆辭職而去，梅貽琦不為友情所動，不畏壓力，擇善固執，使人省思。
正是梅校長雷厲風行的作風，鑄就了清華的生命根基。大師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天兩天能得聘成功的，對於有才華的青年學者，同樣需要注意延聘與扶持，以便在教學研究中逐漸成為新一代大師。當年，北平招聘的年輕助教，華羅庚、邵循正、許維、陳夢家、沈有鼎等人，後來在西南聯大中都成為中流砥柱。
大師之「大」，還有一層內涵，就是不受外界干擾的恪守立場，這需要無與倫比的勇氣，就像馮友蘭先生所言：「在清華和後來的西南聯大，沒有靠政治力量進來的教授，也沒有靠政治力量進來的學生，特務沒有在學校公然活動，學校當局也沒有報告過黑名單，這些情況，在當時的大學中，也還真是比較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