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岳南曾說，「沒有梅貽琦，西南聯大不會如此成功。」西南聯大的成功，在於清華精神貫穿始終，那就是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正如梅貽琦在日記中的獨白，「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比如，對於學潮運動，梅貽琦正確引導，謹慎處之，「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以血氣之勇，不能擔當大任的。」險境當前，他冷靜應對，「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我只好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
愛學生、護學生，梅貽琦的行動中氤氳着大學之道。印象最深刻的是，西南聯大的八年裡，辦學面臨諸多困難，天空警報不斷，生活難以為繼，可謂八面受敵。秉承「物質之損失有限，精神之淬礪無窮，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的信念，他成為三校辦學的主心骨，「梅校長實際是常委會的主席，在風雨飄搖、驚濤駭浪的環境中，聯大保存了原來三校的教學班子，維護了學術第一，講學自由、兼容並包的學風，一直維護到抗戰勝利。」概括地說，他主持西南聯大的兩個秘訣：自由、民主，一邊力排政治干擾與人事紛擾，一邊冒着烽火前行，欲使學校走上正軌。
他讓自己的兒女參與救國，女兒梅祖彤加入國際救護組織，為抗戰效力，當時就讀於西南聯大的獨子梅祖彥，1943年第二次參軍熱潮中他棄學從軍，為其他學子作出表率；通貨膨脹嚴重，物質捉襟見肘，招待費正清、海頓博士時，他卻想方設法設宴，夫人韓詠華靠賣自製的定勝糕補貼生活，「賣糕時我穿藍布褂子，自稱韓不說姓梅，儘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來定勝糕的事。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了。」
最是情懷出本心。在苦撐待變中，梅校長肩上的重壓無需贅言，但是，惡劣的環境非但沒有使辦學降格，反而學術氛圍更加「雍容和睦」。大多數師生在外做兼差，成為奇特景觀，可「一旦進入講堂全部全神貫注，決不神遊戶外，心有旁騖的。更沒有請人代為上課的情形。有時為了趕早上八點第一堂課，說洗臉來不及，但只好乾洗了......以乾毛巾將面部抹一下」；哪怕環境惡劣，學術仍一絲不苟，1937年電機工程淘汰率高達63.9％，畢業人數只有13人。據梅貽琦在日記中記載，「1941年政府教育文化事業費一億三四千萬，其中用於軍事機關者約五千萬，國民教育一千萬，用於高等教育110單位者只三千萬，大學生共約四萬人。」鮮活的數據，映照出辦學治校的舉步維艱。
有比較才有說服力。馮友蘭先生評說，「好比一個戲班，有一個班底子，聯合大學的班底子是清華、北大、南開系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驟很協調，演出也很成功。當時還有一個西北聯合大學，也是從北京遷去的幾個學校聯合起來而成的，設在陝西城固，但是它們內部經常有矛盾，鬧彆扭，蔣夢麟說，它們好比三個人穿兩條褲子，互相牽扯，誰也走不動。」
清華校友傅敢任的見解更是獨到，「西南聯大三大的校長做常委，而由梅校長擔任主席，張校長、蔣校長是不常在校的，實際就是梅校長一人在撐持。有一個時期，他甚至於兼着教務長，體力的勞苦自不必提，精神上的勞苦也是可想而知的。那時，論設備、論經費、論師生的人數都是清華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這一聯清華是划不來的。反面看來也可以說，清華在聯大佔了壓倒性的優勢。這份家務可不好當，一方面要使清華的各方面絕不感到划不來，另一方面要使非清華的各方面絕不感到清華佔了上風，這關鍵與奧妙就在梅校長的大。這時他的心中與他的作為都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他對整個聯大一樣看待，所以整個聯大也都一樣看待他，因此就能一直聯到底了，這事做來不易，假裝不成，這事的成功是他真真實實具有一副大的品格。」可見，梅貽琦之「大」，是大學的擔當精神，是治校的精誠品格。
1927年的冬天，魯迅先生曾說過，「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後來，梅校長的「出走」就是大時代漩渦中的放逐。「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即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法子保護起來。」梅貽琦前往台灣，也是為了清華，可以說，水木湛清華，梅子不負春。梅貽琦的第三個「大」，是大寫的中國人。離開時的臨危不苟，乃中國讀書人的風骨，「雖然敦先生一再告以時局的危急，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地謝絕了建議。後來政府接梅貽琦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後，從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機，拿着兩本書走上了飛機」；到台後的非凡創業，如「新竹」清華原子科學研究生第一任所長孫觀漢回憶，「後人要了解先驅者的理想，遭遇的困境和建立的功業，是一件困難的事。梅貽琦在台復校的時代，在台灣尚不穩定，復校是創新和勇氣的構想，同時鑒於國家亟需科技，他選擇了當時最新、最重要和所知最少的原子科學為起點，意在迎頭趕上。」
正如，有森林才有原木，有原木才有木屋；有了梅貽琦才有了原科所，有了原科所才有了情懷。最令我感動的一處細節，在西南邊陲清華校慶會上，梅貽琦特別講了校友陳三才殉國的事，「鄙意事平以後凡校友為國家抗戰直接間接捐軀，而校中應有一偉大而永久之紀念物品慰英魂，以勵來者」，其蘊含的深意是伸張民族正義，既有偽北京大學裝運清華圖書館的切膚之痛，也有下水投敵叛變之徒的憤恨與警示，他用剛毅將「中國人」三個字寫得方正，彰顯出那一代學人的風範，傳遞出守衛國土的情懷，鑄就了堅如磐石的信仰，譜寫了生生不息的弦歌。「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愈是體味梅貽琦的大精神、大境界、大人格，我愈加的感受到精神的升騰和靈魂的淨化，從大字中我看到民族魂的背影，再反觀當下高等學府的失範亂象，太多的心痛，太多的反思，終究化作一句追問：身高為師，身正為範，人不正，大師將復焉？大學又何談？
正如電影《無問西東》中的台詞，「這個時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從心裡給出的真心、正義、無畏和同情。」對於大學，同樣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