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柱代表「至樂樓」捐贈355件珍藏中國書畫。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九龍工作部 郭亨斌
最近，香港文化界有則讓人欣喜萬分的新聞，本港三大古代書畫私人藏館之一的「至樂樓」向香港藝術館捐贈了355件完整的歷代珍藏中國書畫，其中包括「明四家」「松江畫派」「揚州八怪」等許多名家之作，藏品估值達38億港元。看到這則新聞，作為一名業餘愛好者，既深感歡欣又倍受感動。
「至樂樓」享譽藝林，其所藏中國書畫是已故香港建築實業家何耀光先生（1907－2006年）的私人藏品。何先生從上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收藏歷代書畫，當時正逢中國抗戰，政局動盪，大量書畫和文物珍品南下香港，何先生不忍國寶流散海外，遂開始購藏書畫、保存國粹。其後他將其藏館命名為「至樂樓」，除表達鑒賞古蹟所帶來的無窮樂趣外，更寄予「為善至樂」之意。何先生的收藏與眾不同，他堅持以「於藏畫之取捨，必先格品而後可言文藝」為準則，首重藝術家個人的品德和修養，其中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他收藏了大量「明遺民」的作品。「明遺民」是明末清初的一批文人雅士，面對朝代更迭衝擊，仍然心懷家國，常以「遺民」自居，將家國之思和悲慟感觸寄於紙絹筆墨之中，烙印在卷軸之上，以表達他們光明磊落的氣節和清高不凡的情懷，這正與何先生做人的原則和理念相類。何先生出生於廣州，幼年失怙，顛沛流離，20歲隻身到香港，投身建築行業，香港淪陷期間，縱使受到日軍多番逼迫，也拒絕為日本人效力，停頓公司所有業務，甘於清苦生活。而且，他後來也拒絕了港英政府邀請他加入英國國籍，為什麼？正如何先生之子、香港中華總商會前副會長何世柱先生所說，「只因在他心中，自己永遠是一名中國人。」
由此，我又想到香港另一位收藏家──虛白齋主人劉作籌先生（1911－1993年）。劉先生少年時隨母自廣東潮州遷往新加坡，不久回到上海，後考入暨南大學，畢業後赴新加坡工作，後奉四海通銀行之命到香港分行工作，直至75高齡榮休。也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他同樣以濃濃的家國情懷和強烈的民族使命感，在收入不豐的情況下節衣縮食，傾力搜購流散到香港的書畫文物。他愛畫如命，曾在日軍空襲中冒死衝入火海，搶出清代畫家石濤的傑作《長干風塔圖》；曾遭遇車禍被拋出車外，儘管頭破血流仍雙手緊抱《山水花卉冊》，這些逸事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在經歷長達40餘年鑒藏後，劉先生的藏品已達千件之多，他將其中一幅伊秉綬隸書「虛白」二字命為齋名，取其「虛室生白」、心境清靜之意。這些藏品極為珍貴，片片珠玉，年代橫跨北朝至近代，尤以明、清名跡最為豐富。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國際學者、收藏家已慕名來港觀摩這批藏品，成為當時香港一道燦然的文化風景。1989年，這位愛畫如命的收藏家毅然決定以化私為公的精神，將所有庋藏慷慨捐贈給香港藝術館，這才有了今天香港藝術館中的「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館」。劉先生謝世雖已20多年，但他捐贈的逾千幅書畫名品仍然在香港藝術館輪流展覽，他愛畫如命卻又慷慨無私、甘於奉獻的品格，至今仍然感染、激勵着年輕一代。
回想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總理曾指派專家到香港搜購流失境外的中國文物，包括通過時任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莊世平先生從中牽線，以50萬港元的價格收回了被譽為「國之重寶」的《伯遠帖》。大家可能知道，當時國家的外匯儲備只有1.57億美元，為了讓國寶回歸，財政異常困難的中央政府還是決然拿出了這筆鉅款。然而，在源遠流長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上，文化珍品浩如煙海，其中飽經劫難、流失海外的也是難計其數，光靠國家的力量，特別是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無法全面有效做好文物搶救和保護工作。在這時候，香港的許多高雅文人和有識之士，以對中華文化的無比熱忱和保護文化遺產的責任擔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錢財，廣泛搜羅購藏流散海外的中國文物，為保護、傳承中華文化遺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除了何耀光、劉作籌先生，還有像何鴻燊先生兩次回購圓明園獸首捐獻給國家博物館，許榮茂先生收購《絲路山水地圖》捐贈給故宮博物院等等，香港仁人志士主動購回並捐贈國家文物的事例不勝枚舉，他們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國家文物蒐藏、保護的行列中，為弘揚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全情投入、不遺餘力，他們的善舉折射出了烙印於香港同胞心中的國家之情和民族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