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倩
在金庸先生的書房裡，懸掛有一副先父查昇書寫的對聯：「竹裡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這不僅是他閒適生活的寫照，也是學識廣博的體現。就像董橋先生在悼文中所寫：「金庸先生的成就不是奇蹟，是他的用功他的博學和他的毅力的成績。」
這份成績，既有他寫武俠小說、創辦「明報王國」的收穫，也有他閱讀心路的映照。走進他的書房，追溯他的文化脈絡，能夠更好地理解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
金庸先生愛讀書，善對弈，除了工作，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家中看書、下圍棋。他的閱讀與自幼家庭的熏陶密不可分。生逢亂世，祖父查文清卻教育他多讀書。他的母親徐碌喜歡《紅樓夢》，是徐志摩的堂姑媽，而金庸沒有上過私塾，直接進入現代小學，八歲讀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是顧明道的《荒江女俠》，課堂上聽到老師講到鴉片戰爭，他掩面而泣。
通過祖父，金庸很早就接觸到鄒韜奮《生活》、《萍蹤寄語》、《萍蹤憶語》，並用省下來的零花錢購買武俠小說，是個書癡。他的求學之路並非順風順水，但是他從未放棄閱讀，從中央政治學校中文系畢業後，他成為一名圖書管理員，這為他的閱讀提供便捷條件。
從查良鏞到金庸，其實也是他的人生飛躍。正是源自閱讀的儲備和思想的獨立，他進入《大公報》才會迅速成長，做副刊編輯時制定了「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圖」，以及「二十四訣」，「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於雄辯，不喜長吁短歎，自吹吹人投籃。」這無疑為他一手創辦《明報》積累實踐經驗。金庸去世後，無數人回憶當年在被窩裡、抽屜裡偷讀「禁書」的難忘記憶，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青春烙印。我們在回憶中存一份感念，而他的青春芳華則綻放於「左手社評、右手小說」的雙軌人生。這無不得益於他多年的功底，比如他借李清照詩詞來說抗戰，「在從前，女子處在被保護者的地位，求得別人底同情常常是一種有效的達到她目的的手段。我是對現代一切吟風弄月，缺乏戰鬥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議，我控訴那種自我憐惜的心理。」
而他的小說，一經連載就是十幾年，《書劍恩仇錄》是起點，當天晚上編輯派老工友上門等稿，他便以老工友為原形寫起，「年近六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從此一發不可收。 有段時間，他公務出差，請倪匡代寫《天龍八部》，倪匡自稱「思想負擔之重，一時無兩」，可見寫小說的艱巨性。
如果說金庸開始涉足武俠小說是為了吸引讀者，是為了工作而寫，那麼孜孜不倦的長久寫下去擁有龐大讀者群，就可視為一種事業了。深耕的背後，勢必有深層的閱讀打底子，這個底子就是中國古典文學，比如，他百讀不厭的《資治通鑒》。小到人物的名字，大到武功或地點的名稱，桃花島、見性峰、光明頂等，金庸下筆之處皆有傳統文化的來處，他多次說過，中國文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他曾講道：「讀書之對於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於呼吸空氣，飲水，吃飯，睡覺。我曾想到，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獄中閱讀天下書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閱讀任何書刊--兩者由我選擇，我一定選擇『坐牢讀書』。」
這種精神，就是一個讀書人的姿態；而這種精神，也潛移默化構成了「查氏小說」的獨特之處，如陳平原先生的觀點：「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此種關注國家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遊』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鬆弛時思考的自由度。」
「萬事不如書在手，一生常見月當頭。」今日回望，很多人都有同一種感受，閱讀金庸小說時會有種「舉頭望明月」的感覺，這不只是他想像力的驅策，更多的是一束束文化薪火在閃爍，是創辦《明報》的立場「公正與善良」，或身為報人的「盡文化人的責任」，亦是教育者孜孜求索的精神，年過八旬他還去英國讀博，這就是讀書人的樣子。
金庸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被問道「古今中外，最佩服的人是誰」，他回答說，「古人有范蠡、張良、岳飛，今人有吳清源、鄧小平。他酷愛圍棋，對吳清源十分欽佩，他經常與人下棋，沒人時自己和自己下棋，舊時家中弈棋處掛有一副對聯，『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在他的書房裡，懸有李夢華（第一屆中國國棋協會主席）簽名的國棋段位證書。二零零九年春節前夕，梁羽生在最後一次通話中與他約過下棋，「你到雪梨（悉尼）來我家吃飯，吃飯後我們下兩盤棋，你不要讓我，我輸好了，沒有關係......」幾天後梁羽生與世長辭，這段交往成為最後的絕響。
金庸先生的書房，仍存留着溫熱的記憶。當年，沈西城第一次走進他的書房，看到「整個書房猶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藍色的地氈鋪滿了千多英尺的空間，四壁到頂書架，裝着各式各樣的書籍」，而內地記者葛繼宏拜訪過他的山頂道一號，「在他的書房，我們看到的幾乎全是精裝本的外文書籍，也有《古今圖書集成》、《點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樓叢書》、《資治通鑒》等大部頭書籍，以及大量文史、藝術、圍棋等方面的書籍。細心的人發現，他的藏書大多外皮殘舊，顯見是時有翻閱。」其中，一百巨冊的《大藏經》很是矚目。即便是他位於北角渣華道嘉華國際中心的辦公室，也是書香瀰漫，「他略帶靦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舉止，在數百平米環繞書架和海景的大辦公室內，格外顯得孤單。」
「偏多熱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癡。」毋庸置疑，是香港成就了金庸，他和《明報》是香港的產物。但是，他何嘗不是中國讀書人的典範呢？從浙江海寧到香港，他始終沒有丟棄骨子裡的文化基因和精神DNA。早年母親死於痢疾，父親喪命於運動，事業有成時又遭遇長子自殺，他所飽嚐的苦痛並不比常人要少。當我們追問「金庸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你最喜歡誰」時，其實是自我的確認和完成，這裡面也有每個中國人的影子。他說過如果有一天去世，墓誌銘上會這樣寫：「這裡躺着一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服務。」
一九九三年，金庸前往山東蓬萊閣看海，受邀即興題寫詩句：「蓬萊極目覓仙山，但見白雲相往還。放下無求心自在，瓊宮仙境即人間。」後兩句正是他晚年真實心境的寫照。斯人已去，精神永存，文壇俠聖的擔當和責任、讀書人的精神血統，影響着世代人，就像我們書房裡整齊擺放着他的小說，被一次次的打開，在翻閱之間感受時間的呼吸，彷彿聆聽到縹緲的回響，那是與他的心靈對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