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政協常委、香港佛山社團總會主席鄧祐才由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風波已延續半年，至今社會始有趨於平靜的跡象。當前，面對區選後突如其來的平靜、香港政治生態的改變、市民渴望修補撕裂的迫切，廣東省政協常委、香港佛山社團總會主席鄧祐才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組專訪，認為委員們應從今次社會事件當中積極反思、追根溯源、凝聚愛國愛港力量，讓社會得以復和，香港重新出發。
積極反思 追本溯源
鄧祐才在分析修例風波發生的原因時指，第一是文化原因，其中包括歷史背景和教育問題；第二是信息原因，建制陣營在對現代信息手段的運用上不及對手，由此也令到以年輕人為主的對手演繹了一場「政治風暴」。回顧過去22年，他認為，香港雖已回歸但管治權的作用發揮得不足夠，加上公務員過渡的歷史問題，公務員隊伍中的部分人未能與特區政府施政同步，行政、立法、司法協調不足，司法部門不能依法地起作用，從而助長暴徒的氣焰，使犯罪代價變輕，無法依法懲處。他提出，「我們要在文化上應對和下功夫，文化問題用文化解決、信息問題用信息解決，這是長期而艱巨的。『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也要長期動用行政資源、社會資源甚至用主權『權力』去解決。」
談到修例時機，鄧祐才指，在目前的國際大氣候下，中美貿易戰向冷戰延伸，無論在什麽時候推出修訂「逃犯條例」，對手蓄謀已久部署這場裡應外合的顏色革命是必然的，關鍵是為何令香港政府措手不及。「情報不足、信息不足、分析不足、諮詢不足、解釋不足」，他認為幾個不足佐證特區政府推出修例的時機敏感，再加上早前西九龍區議會補選三戰三捷帶來的信心和慣性的樂觀，令決策層受到誤導，最終令特區政府進退失據，嚴重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對日後的施政立法和修法等均有較大的影響，而民意就因受事件影響出現轉向。
另一方面，他強調，在問題發生深刻變化後，政府和建制團隊以及建制團隊之間出現了誤解和不團結的分化問題，且建制內部也存在處理事件的應對機制反應不及時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從內部來講，首先要做到求同存異、修補關係、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對外。
凝聚共識 敢於改革
從短期來看這次社會事件的結果，鄧祐才認為應辯證對待，「我們應該問，這場運動給香港帶來了什麼好處？為何如此多人參與？也許好處還需要時間的佐證，但壞處卻很明顯」。他指，所謂「五大訴求」，大部分是無法協商和無妥協空間的偽命題，其目的是針對中央和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圖謀奪取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和中央在香港的權力，一開始就快速演變成「國際政治事件」，嚴重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給香港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巨大代價。社會撕裂影響深遠，嚴重危害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年青人，要解決深層次的矛盾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青年本應是社會進步的中流砥柱，更應是社會發展的持份者，但問題就源於一直以來無根的殖民管治洗腦教育，導致這一代的青年人缺少家國情懷，因此鄧祐才建議，政府應改革教育制度、更新教科書，政策的制定應由政府牽頭，委員起建言獻策和助推的作用。
鄧祐才又指，近期香港社會趨於平靜，勇武派退場，絕非單因泛民區選大勝，示威者認為已取得階段性的「勝利」，實則是因為中央人民政府的長期支持以及特區政府堅決的態度和決策。只是在過程中有問責機制失衡的現象，往往錯過解決問題的時機。他說，「市民不要為反對而反對，民生的事不論建制還是泛民要有共識，民生從來無小事，社會要和諧的最低限度是發展民生、恢復經濟和社會秩序重上正軌。否則，有好的政策無法實施，有好的建言不敢講，市民長期處於恐懼狀態，香港要如何重新出發呢。要消除市民的恐懼心還是要靠政府和警隊。」
面對外部勢力的干預，鄧祐才認為保護「一國兩制」和香港特色至關重要，香港問題要香港解決、政治問題要政治解決、經濟問題要經濟解決。非常時期亦可以採取非常手段，例如徹查假記者、禁止黃媒顛倒是非、立法規管網絡違法等。另外，特區政府也應加強情報、資訊和文宣等重要部門的建設，強化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聯繫兩地 發揮作用
身兼香港佛山社團總會主席，鄧祐才長期投身於愛國愛港組織的活動，積極深耕香港社區，亦認識到無論香港政府還是建制陣營，不擅長應對類似以年輕人為主的街頭對抗。他指，「我們要用努力和時間換成果，我們要做的是推動全面長期的基層鄉親鄉情聯誼活動來壯大我們的力量。」他提到，香港佛山社團總會多年來組織的「佛山節」就是很好的例子，可以將佛山的文化、經濟、非遺、武術、飲食文化等推廣給香港市民，過往的成功舉辦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是一個粵港之間文化交流、經濟互動、融入大灣區的深層體驗，讓港人認識祖國、認識家鄉，甚至發掘創業機會。他指，如果香港的發展孤立了自己，便不能走得太遠，容易被外國超越，也容易被內地追趕。作為政協委員，不僅要堅持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也同時要在履職實踐中發揮綜合作用，支持家鄉、建設香港、貢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