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尼采有本小書，叫做《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在這本書的開首第一句，他說：「一個看過許多國家、民族以及世界許多地方的旅行家，若有人問他，他在各處發現人們具有什麼相同的特徵，他或許會回答：他們有懶惰的傾向。」隨後，尼采又把這種懶散歸結為一種怯懦，怯懦於習俗和輿論。並且，這就是一個人無法回歸簡單和誠實，安心成為自己的原因。
既然如此，把視角對準這個酷愛旅行、並做出如上判斷的人，他也應當是怯懦和懶惰的。他這樣常年在外，怕不是為了避免與熟人打交道？索性，自我放逐吧。在不斷出現的新環境裏，旅行家身份可以讓他沒有負擔地領略風土人情，卻不必身陷其中。於是他就那麼漫不經心地，並在這份輕慢裏生出趣味心來。
所以，旅行家本人，多半是親切而善良的。大多數時候，他們甚至靦腆又羞澀。但我們很少接觸到這類人，僅憑風聞，我們揣度着他們既然能夠堅持做一件事，就必定相當堅毅。這件事既然無用，在我們世俗之外，那麼，他肯定難以相處。這讓我們大大地誤解了旅行家，把他們旅行當中躲避世俗的這份理由淡忘了，他成了一個完全異我的人。
不過，這樣認識或許也沒有錯，逃避如果徹底，怯懦也會成為勇敢。與那些節假日出行的人相比，旅行家會逐漸沉靜，並愈發不食人間煙火起來。一個典型的標誌，就在於他們對於物質的需求極低，但對精神的純潔度卻要求極高。這讓他們再也無法融入到世俗社會當中來了。
相較於他們，節假日出行，僅是形似。看似兩者都在物理距離上離開了日常，當然目的不相同。前者誓要與一切保持距離，後者是想以一種全新的勞累，來抵消一成不變生活帶來的乏味。再回家，這身軀和心靈就輕鬆許多。
在這個過程當中，吃穿住用行的重新謀劃不是重點，節假日旅行較重要的日程，是冒着嚴寒或酷暑，排起長長的隊，進到數處院落。這些名勝，倘若在本地，我們是決計不去的。但異地而居，卻會前往。一切都因為我們難得來到此地，不想留下任何遺憾。這個遺憾，就是我們屢次聽聞這些名勝，最後自己卻沒看到。這種遺憾感先是在內心小小地醞釀出來，時間愈久，愈被放大。尤其在與人閒談之際，聽聞別人都在談論這些名勝，自己卻無從插嘴，這遺憾就更甚了。
既然如此，旅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是從我所見到和感知的熟悉進入到一個耳聽的熟悉環境。與其說這是對日常的一種逃離，不如說是一種變相的回歸。我們並沒有走很遠。當然，這兩年新生出來一種反叛，年輕人到了某處，不再像前輩那樣把名勝當做首選。他們更傾向於新的網紅地。譬如，到蘇州，他們的首選是蘇州博物館，而不是拙政園。因為前者是現代建築大師貝聿銘的作品，代表時代精神，後者則代表一種與當代人生活無干的傳統。但這並不能說明這種反叛就比前代更加高明，這只是一代人正在用一代人的審美整個替代前代審美的一種舉止，依然是唯我獨尊的。既如此說，尼采所提到的懶惰，在人和的旅行當中也隨處可見。
要想突破這種懶惰，所要做的便不該是道聽途說，然後上路去一一驗證。最好更給出一個主題，譬如我有一位好友，在環遊歐洲的時候，誓要歷遊小城。於是他先去了歐洲小國安道爾，後又前往邱吉爾鐵幕演說裏的里雅斯特，在那幾年，歐洲的邊邊角角，就是他的目的。這便是旅行的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