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香港法院批准公務外遊的許智峯昨日宣布潛逃不歸；同日，一名男侍應因非法集結由社服令改判囚3個月，上訴庭指原審裁判官何俊堯原則性犯錯，令判刑明顯過輕。兩宗案件時間性質不同，但都顯示本港司法系統存在嚴重漏洞和弊端，導致司法機構未能有效及時為法治公義把關，令香港法治受到羞辱。司法人員失職失責的嚴重問題不斷出現，警示司法改革迫在眉睫，只有加強對司法機構、司法實踐的制衡、監督，才能穩固香港的法治基石，保持公眾對司法機構維護法治的信心。
許智峯可以公然借機潛逃，逃避法律審裁，主辦法官的失察和錯判難辭其咎。許智峯現時面對3宗案件共9宗罪，他與林卓廷在去年「光復屯門公園」事件，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等罪，上月底才在區域法院提訊。由於當時許智峯、林卓廷隨攬炒派「鬧辭」，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因此控方以許林二人不再是立法會議員為由，要求法庭頒令二人交出旅遊證件，但被法官拒絕。法官指兩人既是政黨人士，又是區議員，認為情況沒有重大改變，批准兩人繼續以原有條件保釋。
於是許智峯以出席國際環保活動為由，名正言順跑到丹麥，緊接着其家人也舉家離港。當本港輿論正揣測許智峯會否潛逃時，他還一度信誓旦旦表明會如期返港。結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一個身負9宗罪、過去3個月3度被警方拘捕的「慣犯」，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亦不可能獲得保釋。西方的保釋有嚴格限制，包括要交出旅遊證件、繳納巨額保證金和人事擔保；像許智峯毫無代價獲得保釋，在保釋期大搖大擺離境、出席國際會議，這種情況在任何法治健全之區，恐怕都難以想像。
類似許智峯在保釋期潛逃，近年來在香港早有前例，而且不是個別現象。從梁繼平、黃台仰、李東昇、陳家駒到近期「十二瞞逃」事件，棄保潛逃案例層出不窮。社會不斷強烈質問司法機構，為何對棄保潛逃層出不窮的嚴重問題視若無睹、不亡羊補牢？ 但司法機構置若罔聞，部分法官我行我素，哪怕法治尊嚴不斷因為棄保潛逃而受到羞辱，他們還是無動於衷。
除了寬鬆保釋、讓案犯有機會遠走高飛外，法官輕判嚴重違法行為、明顯不遵從司法機構的量刑指引，亦令人不可接受。裁判官何俊堯就是典型例子，經他手有8宗反修例暴力案件的被告全部脫罪。上訴庭早前推翻何俊堯輕判非法集結男侍應的量刑，昨日頒下的判詞指出，何官對有關非法集結的公害、控訴要旨、控罪先發性，和本案會演變為暴力衝突的風險，皆缺乏全面掌握，「嚴重地低估了本案的嚴重性」；上訴庭判詞更指出，何俊堯稱自己謹記「黃之鋒案」所釐清的原則，卻因為本案沒有發生肢體衝突和損毀財物，而把本案界定為「相對輕微」，最終令懲罰和阻嚇兩個元素得不到應有的比重，以致對鍾嘉豪判刑過輕，是對相關原則「口惠而實不至」（pay lip service）。很多事實一再證明，部分法官根本無視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判案準則，將個人政治偏見立場帶入法庭，令香港法治對違法犯罪的追責形同虛設，嚴重動搖公眾對香港法治和法官的信心。
香港尊重司法獨立，但不能演變為「司法獨大」，司法機構一再出錯，設立有效制衡、糾錯機制已刻不容緩。現有上訴機構固然是糾錯途徑之一，但上訴程序冗長，特別是面對修例風波引發的海量案件，更顯效率低下，難以堵塞司法漏洞；而類似保釋的裁斷，根本沒有救助機制。正因為如此，社會要求設置量刑委員會、成立獨立「司法監察委員會」的呼聲日益強烈。政府、司法界必須順應民意、回應公眾訴求，把司法改革盡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