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姚鄂梅作家姚鄂梅「出走的女人」系列出版得正當其時。2020年末，河南50多歲阿姨「離家出走」，自駕遊全國，勇敢追尋詩和遠方；《乘風破浪的姐姐》綜藝節目在內地火爆異常；「女人」成了2020年最熱的詞彙之一。姚鄂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表示，「女性是一種很容易陷入困境的人，因為她們更加敏感纖細，同時又因為性別的原因被賦予了更多的職責。」因此姚鄂梅用筆作「救生員」，不停地跳進水裏，救出一個個幾近溺亡的女人，而當談到救援效果時，姚鄂梅認為講述和閱讀本身就是一個療癒過程。●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通訊員 郝艷霞
用寫作招募一支女性隊伍
「出走的女人」系列講述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女性出走的故事，按寫作時間分別是《真相》、《西門坡》、《衣物語》。姚鄂梅說，雖然「出走」這兩個字的確貫穿了女人的一生，但她並沒有刻意去寫出走的女人。「這次以『出走的女人』為題，只是為了結集方便，從三本書中找一個帶有共性的文眼而已。」姚鄂梅說，在當代社會「出走」的概念更寬泛了，以前我們說到出走，大意是指某人不堪忍受而從家裏逃走了，現在雖然也還有類似的出走，但更多的是一種人生趨勢，比如你離開家去上大學，你結婚了，當媽媽了等等，都可以視為一次出走。
《真相》裏的出走，落在姐姐這個人物身上，姐姐是個天賦異稟的人，她能從對方額頭上看到那個人的內心活動，這種特別的才能給她和她的家人招來了很多麻煩。有一次，姐姐在一個懷孕女生的額頭上看到了那個隱藏起來的父親，這個發現直接導致了幾個家庭的悲劇。所以姐姐的出走，與發現真相有關。正如這本書的封面語說的，並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受人期盼。
《西門坡》講述的則是一群女人因為各種不得已的原因而出走到同一個地方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辛格在孩子出生後，成了一位全職照顧家庭的母親，新《婚姻法》出台的時候，夫妻倆在家玩起了模擬離婚財產分割的遊戲，結果竟導致家庭走上分崩離析的局面。經過一系列曲折之後，辛格在雜誌編輯安旭的安排下，帶着女兒進入了「西門坡一號」，走進了這個女性烏托邦的城堡。
《衣物語》講述的是春曦和晏秋一對閨蜜的故事。這對閨蜜在母親織的愛的大網之下，沒有太多的自主權，唯一可以做主的也只是下班之後的穿衣，後來因為共同的愛人她們不斷地出走。有時候，一個人明明受了傷，卻找不到責任人，因為那個貌似傷害你的人，甚至比你傷得更重。
雖然很長一段時間裏姚鄂梅都在寫一些女性故事，但作者前期的寫作是模糊而混沌的，而在《衣物語》的寫作中姚鄂梅似乎逐漸有了方向，「我想我也許可以招募一支女性隊伍，把各種各樣的女性都招募進來，留下更多女性的名字，創造更多女性形象。」
她說，生活中不一定有書中那樣的女人，但它的某些片段、某些場景，某些話語，一定散落在生活的某個角落，接觸到這些片段的人，也許會產生共情，產生一點點療癒。「就讀者來說，文學的作用大概就在於此吧，讓文字觸痛自己、打開自己，讓自己出一會兒神、怠一會兒工、慵懶一小會兒、思考一小會兒、激動一小會兒、悲傷一小會兒、難過一小會兒。」
「我不是女權主義者」
2020年似乎也是女性意識崛起元年，這一年出來了很多女性視角的影視和綜藝，像《乘風破浪的姐姐》、趙薇導演的《聽見她說》，以及還未上映的《世間有她》等等影片，一些有關女性的社會問題也被大家廣泛討論。
即使姚鄂梅寫了很多女性的故事，比多數人更能明白女性在社會的處境和地位，但她並不是激進派，她客觀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不是女權主義者。所有的人都是人，都有人的優點和缺點，唯一不同的是，女性更加疼愛自己的孩子，動物界普遍如此，是身體結構不同導致的，因此，我不太同意討論女權的時候，一定要把男性推到一個對立面的位置。」姚鄂梅很少看電視，對《乘風破浪的姐姐》等綜藝和影視作品了解不多，只看過一些零星畫面，她認為這個節目多少呈現了一些年齡偏大一點的女性在社會上所面臨的困境，應該談不上展現女性的力量，畢竟它展示的只是一小部分特殊的女性。
比起影視和綜藝，姚鄂梅更關注一些不時冒出來的社會性事件，它們離大眾的生活更近，有赤裸裸的真實感。前一段時間引起關注的50歲阿姨自駕遊事件，有不少人在聽到阿姨的事跡後，都為她感到不值，覺得阿姨應該「離婚」等等，因為出走似乎是一種逃避，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姚鄂梅卻說，這就是我們生活中真實的女性，相信這樣的女人大量存在着。「沒必要把她的行為上升到形而上的範疇，我認為她可能就是覺得自己某個階段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她想卸下那個階段的身份，好好為自己活一次。她的自我意識覺醒了，而且她行動力很強。」姚鄂梅說，我不認為她是在出走，恰恰相反，她在自己的地盤裏活出了自由，活得揚眉吐氣，根本不需要出走。「成長到她這個地步，他的老公根本就約束不了她了，既然沒有約束力，她又何必去反抗、去推翻呢？」
在姚鄂梅看來，壓迫女性的可能不是男性，而是漫長的歷史堆積下來的觀念，比如所謂嫁得好、如何使愛情保鮮之類的觀念，因為這樣的觀念本身就很糟糕，就是把女性的某些特徵置於一個交易物的位置，至於如何使愛情保鮮這種探討就更不可理喻了。「空氣能保鮮嗎？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感覺能保鮮嗎？不新鮮了愛情就不存在了嗎？沒有愛情人就不能活了嗎？」姚鄂梅說，「我現在越來越有一種感覺，什麼女權啊、婚姻家庭啊之類話題已經嚴重落伍了。」
在姚鄂梅看來，女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權利在哪裏，如何去維護。這是最關鍵的。「當一個女人意識到自己的權利被侵犯的時候，要敢於去維護，如果實在不敢，要想一想，是自己太怯懦，還是覺得被侵犯了也無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個女人如果都不能養活自己，或者願意將養活自己的權利出賣給別人，那還奢談什麼權利呢？」
疫情後的柔軟筆觸
疫情期間不能出門對於平時就可以心平氣和宅到地老天荒的姚鄂梅來說，不是什麼大事，生活上幾乎沒什麼影響，不過這期間她寫了個小長篇《十四天》，寫的一大家子（包括親家一家人）十九口聚在一起過春節，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得不關在一座房子裏隔離的故事。姚鄂梅說她以前的寫作習慣，是喜歡往深處、往痛處挖掘，不挖得血淋淋的不罷休，「但在壞消息不斷傳來的情形下，我做不到像以往那樣，所以儘管寫的是隔離期間的人性，但其實還是有很多溫暖的地方，我覺得越是環境險惡，越是要勇於去點燃我們心頭的善意之燈。」
姚鄂梅告訴記者，要說疫情帶來的改變，就是她下筆的時候，似乎沒以往那麼尖刻了。